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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容易营造稳固和执着的本位文化意识。
这就决定了中华文化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但核心内涵却始终屹立不变。
这样的“文化交流”
态度，很难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真正深入的相互融合，更多的情况是外来文化被曲解、被消解，最后生成的依然是“以中华本位文化为中心”
的文化景观。
事物如不发展，则往往走向衰退。
中华文化的亘古不变，难以完成自我提升，与此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稳固和执着的本位文化精神，却又极易生成片面的宽厚和盲目的包容，例如中原的大陆文化，对于外来的几大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所包容，一人可以同时信仰几种宗教，崇仰几个宗教的神明。
人们普遍坚信的理论是“祭神如神在”
“信神则神在”
。
归根及底，中国文化中，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
中国人所信仰的神，早已不再是原来的神，最终还取决于人们自己的内心塑造和实用主义需要。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国人务实的文化心理。
农业生产需要极为坚忍的性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空话无补于农业的收成，弄虚作假同样不会有好的报偿。
实心做事，必有收获，所以中国人往往坚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
可见，务实精神是农耕文明在实践中导致的必然的心理趋向，而这种心理趋向在古代中国圣贤的思想论述和弘扬中又不断得以强化，最终演变成一种心理的和实践的准则。
“巧言令色，鲜矣仁!”
在孔子眼里，“巧言”
就是一种不务实的表现，而君子应该做到“刚毅、木讷”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古代历史中，儒家的这一教诲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行动准则，违背这一准则必将受到针砭或批评，所以像张仪、苏秦这类纵横家尽管是重要的历史名人，但在史书中极少得到褒奖，因为在务实的中华文化中，“反复欺诈之臣”
就是不务实的代表。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华民族中庸的文化品格。
“华夏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
由于农业生产来不得冒进和懈怠，农业耕作最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踏实的、持恒的、不温不火的态度。
其中，掌握“中”
的度最为要紧。
可以肯定地推断，中庸之道只能以农业文化作为生发土壤，其他文化类型都不可能导出这种整体心理取向。
“中庸之道”
之于社会生活，明显的表现有平均主义理念、求同存异精神和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华民族和平至上的品格。
传统的农业生产是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与外界基本处于半隔绝状态。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极难承受社会的变故。
历史上每次社会动**，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农民。
他们恬静的生活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基础上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与世无争；“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人们认为这样的生活状态最为安全。
这种生活方式和心理诉求，必然导致和平至上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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