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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管理者推行仁政，和善天下，遵从礼法，刑罚只是德治的一种补充。
决策方式不同。
近代西方“民族——国家”
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精神之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领导者的决策都有自己相对独特的方式。
西方组织上下级之间的权力距离较小，谁最了解问题，谁最有发言权。
西方文化历来注重个体独立，再加上相关管理者拥有丰富的治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所以在决策时主观性比较强。
而中国不同，由于文化和制度互相强化的原因，而且历代的开国统治者大都是“以暴力得天下”
，政权的合法性长期受到广泛质疑，因此不善于、也不敢对下级进行授权，政府上下级之间存在较大的权力距离。
朝廷内部等级秩序森严，权力越大，享受的特权就越多，上级对下属有强大的控制手段，而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
思维方式不同。
现代西方是以科学的理性精神作为主要的思维基础，偏重于分析思维。
确认科学中普遍盛行的经验的校准性、数量的精确性、实验的判别性和理性的权威性，以科学原则为社会的生活原则，并以此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管理中注重实证与依据的规范性和严谨性。
而东方文化是以儒家的文化为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伦理思维为主的灵性思维方式，是一种非理性的直觉思维方式。
其思维方式是综合思维、形象思维。
思维上整体优先，从整体到部分，体现在管理领域，擅长战略决策，不注重精确性和实证性。
中西方文化的传统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治理方法论也不同，治理思想当然就有差异，但是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治理规律。
但两种文化是互补、兼容的，从历史观点看，甚至是共生的，特别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只有把两者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可持续地进行治理。
[43]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到来，为中西文化的汇聚和融合，为中西国家治理模式的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升级，乃至治理思想、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走向趋同、重构和同构，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落地的工具，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模式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文化观，导出中华文化治理理念
中华文化最核心的文化观，也就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所达成的世界观、生命观和宇宙观。
如果说，治理理念和原则是“术”
之所出，那么，文化观就是“道”
之所依。
（一）中华文化哲学理念：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基本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
第一，宇宙的本真状态是生命秩序的和谐。
“天地之大德曰生。”
宇宙涵盖了生命发生和展开的过程，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生命观，呈现着各种生命过程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感应、相互贯通的有机联系。
“天地之大德曰生。”
第二，人类只有实现自身生命秩序的和谐，才会拥有真正的生命。
作为生命整体有机构成的人类，与宇宙万物一样，具有生长发育的本性。
例如，孟子就对人的本性有明确的解释，认为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是人本身拥有的仁爱的力量、正义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和秩序的力量。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最终是为了使爱心更加丰富，使尊严更加稳固，使社会更加和谐，使理性能力得到提升。
只有使最真实的本性得到表达，人类的生命过程才会得到完整的显示。
第三，宇宙整体生命意义的彰显依靠人类的德行。
《论语》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宇宙意义的彰显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对生命本性有所彻悟的人类才能发现宇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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