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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对待世界历史的态度，就跟数学家对待数学的态度一样，眼里只有各种各样的运算法则和公式，却没有现实，没有善与恶，没有时间概念，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只有一个永恒永续、平坦单调、高度数学化的当下。”
“可是，假如不将秩序引入历史之中，怎么可能好好研究历史？怎么可能推动历史稳步向前？”
科讷希特问道。
“当然，的确应该将秩序引入历史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
雅科布斯有些生气地吼道，“跟其他东西不同，文明世界里的每一门学科，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种秩序、一种简化、一种对个体心智难以消化东西的集中消化。
我们相信自己已经认识到了历史上重复发生的某些规律，于是，我们自然会在对历史真相进行研究时，尽量考虑这些规律是否能够合理套用。
比方说，这一切就跟一位解剖学家在解剖一具尸体时的体验类似，因为医学上对人体结构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对这方面了解得十分透彻，所以，他在整个解剖过程中都不会遇到令自己感觉极度惊讶的新发现——切开表皮之后，他会依次进入器官、肌肉、韧带和骨骼的世界，看到的一切都在证实他从人体解剖学领域学到的知识真实有效。
可是，假如这位解剖学家只懂得依照解剖学领域抽象出来的知识进行解剖，完全忽视自己眼前具体解剖对象身上独特的、个体化的真实，那他就是一个卡斯塔利亚人、一位玻璃球游戏玩家。
实际上，像他这种做法，等于是在最不适合的对象身上运用数学法则。
依照我个人的看法，对于长期观察、审视历史的学者们而言，在运用我们独特的思考模式，以及组织、归纳、总结历史的方法论时，的确应该抱持孩童般强烈的自信心，勇于运用前人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自信心往往也是最崇高、最感人的，它象征了对科学进步的认可；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并且永远应当对具体、独立事件中可能潜藏着的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真相、现实与特异性保持尊重。
我亲爱的朋友，研究历史并不有趣，也不是不必负责的游戏。
研究历史的前提，是知道自己正在为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而努力，尽管过去的事情不可能改变，但对它们进行研究却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历史就是要将自己勇敢地抛入混沌之中，但同时又要对秩序和意义保持长久的信心。
研究历史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任务，年轻人，或许还是一项充满了悲剧性的任务。”
在那些年里，科讷希特通过写信的方式，将神父的不少言论转述给了自己的朋友们，跟他们一同分享其中蕴藏的深意。
在留存下来的所有言论当中，除了上面这一段之外，还有另外一段话也很有特色，因此也有在此引用的必要。
“对于年轻人而言，存在于过去的那些伟大人物，就好比世界历史这块蛋糕里的葡萄干，很显然，他们也属于世界历史的实质，是历史的主要构成部分。
不过话说回来，想要区分真正的伟人和虚假的伟人，根本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单就虚假伟人的情况而言，这些并非真正伟人的人物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乃是因为他们能够依稀看清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时刻，他们对这些关键时刻的推测与把握，给普罗大众造成了一种他们本身很伟大的错觉；吹捧虚假伟人的人群当中，不乏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更别提新闻记者了，他们在自己所写的文章、所完成的著作中，对于上述推测与把握历史进程中关键时刻的能力，存在着一种描述上的共性，他们总是会将这项能力概括为‘突如其来的巨大成功’，并将其强行解释为伟大人物必定具备的典型特征，以此来对其身份加以认证。
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者的下士，暂时控制了世界主宰者心情好坏、似乎能够对其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交际花，都是这类历史学家有所偏爱的历史人物。
至于那些拥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人，他们偏爱的历史人物则刚好相反——年轻人往往最喜欢那些凄惨的失败者，那些牺牲自己生命来成就大义的烈士，那些不懂得把握历史进程中关键时刻，要么来得太早、要么来得太晚的人。
就我个人而言——必须首先声明，我当然首先是我们本笃会的历史学家，受到本笃会内部观念的影响——世界历史当中最具有吸引力、最令人惊奇、最值得研究的不是历史人物，不是社会动**与军事政变，不是一时的成功或者失败，我关注的是那些相比之下更长久的存在，因此，我将自己的研究偏好、将自己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放在了类似我们所在的这个宗教教会对外表现出的一种神奇现象上：长寿。
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非常长寿的组织，它们基本上试图通过精神与灵魂层面聚集、教育并改造人类。
它们试图通过教育，而非通过优生学；试图通过精神修为，而非通过血统论——总而言之，通过它们认定的方式来完成人类的进化，让原本俗不可耐的凡人蜕变为高贵的新兴人类，成为既能够侍奉其他人，也能够统治其他人的精神贵族。
在古希腊人的历史中，吸引我的并非当时如群星般闪耀的英雄人物，并非阿哥拉[95]的喧嚣嘈杂，而是诸如毕达哥拉斯学派[96]或者柏拉图学园[97]所进行的各种思想上的伟大尝试；古代中国的历史中，再没有其他现象能够比儒家体系的长寿更值得深入研究的了；至于我们西方人的历史中，首先要思考的就是基督教的历史，以及专门为基督教服务、并且被纳入其体系之中的各种教会组织。
在我看来，这些长寿的教会组织才是西方历史中真正重要的构成部分，其研究价值可谓举足轻重。
试想想看，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人物——比如一位幸运的冒险家，他成功地征服或者建立起了一个国家，使之维持了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久；又比如，一位品格很高尚、对于国家统治抱持理想主义态度的国王或者皇帝，他尝试在全国推行某种相比于过去而言更加诚实可靠的政治纲领，或者试图实现文化改革方面的梦想；即使不去考虑单独的某个历史人物，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另外一种情况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某个民族的全体人民，或者某个因为各种可能的原因聚集起来的群体，在面对生死存亡的重大压力时，竟然能够齐心合力地实现超乎想象的目标，或者容忍闻所未闻的困难局面，最终得以幸存下来。
对我而言，所有这些都远不如关于我们本笃会的这样一项事实更能激发我的兴趣：我们的组织相当长寿。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创造跟我们的团体类似的组织结构，其中的一些尝试显然十分成功，能够延续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之久。
关于神圣的基督教本身，我不打算多余地讨论些什么；因为对于我们这些信徒而言，我们所信奉的宗教始终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它已经超越了我们能够加以讨论的尺度范畴。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深入讨论一下各式各样的教会组织，像是本笃会、多明我会及后来的耶稣会等，它们延续的时间都是以多少多少个世纪来计算的，照目前态势来看，它们未来恐怕也将继续延续下去，无论再过多少个世纪，只要不发生什么重大意外，就能一直存在。
尽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几乎全都经历了发展兴盛、衰退萎靡、变化适应和付诸暴力的阶段，但始终还是有能力将各自独特的音容与笑貌、礼仪与姿态、思想与精神保留下来，传承下去——照我看来，这才是历史的进程中最值得关注、最惹人敬佩的现象。”
纵使神父对卡斯塔利亚怀有偏见，经常讲出一些明显失之偏颇的言论，科讷希特始终还是很敬佩他。
在当时的那个时间点，科讷希特其实并不知道雅科布斯神父的真实身份，对于两人之间的友谊，他的看法相当单纯，仅仅将神父视作一名思想深刻、学识渊博的老学者，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然而，当时的科讷希特还不知道——玛丽亚菲尔的雅科布斯神父，这位终日研究历史的老学者，其实是一位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世界历史之中的大人物，同时也是塑造、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核心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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