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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为一个读者，他的生命就重新活过来了。
我们都被控制在各种意义、各种观念当中，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身体、生命，只有诗可以使你重新接入到“你到底是谁，你到底要做什么”
的问题中。
只有诗可以让人思考自己的生命，自己到底是谁，到底要什么。
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
在汉语中，“知生”
，是通过诗实现的，而拼音语言是通过哲学、逻辑实现的。
所以我认为，诗是一种语言的自由，这种自由会使生命获得解放。
实际上，我认为古往今来的那些真正写得好的诗，都是生活得非常快乐的诗人写的。
他们绝对不是苦难的诗人，也不是今天所说的什么受难者。
我觉得那是西方诗歌的观念。
哪怕是苏东坡这样的诗人，他经历了流放等种种不幸，但他依然是快乐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发明东坡肉的人，要记住这一点。
因此，我觉得读者不要认为诗只是一些造句，作为一些水平比较高的人的自恋。
不是的。
真正好的诗，它就是一种对灵魂的召唤。
我记得很多年前，杨黎在武汉朗诵《红灯亮了》，在一般的读者看来，那种诗毫无意义，但是杨黎在朗诵那首诗的时刻，我的内心非常激动，就像中了巫术一样。
好诗其实是某种毒药，只是它不是令人弃世，而是让人开始热爱生活，感受到对生命的觉悟。
林东林：具体到这本《有人写诗》，于坚老师觉得对读者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于坚：至少你看到这个书名，你要问一问，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在写诗？这本诗集是不是一个疯子写的？我想，即便不看这本书，大家在看见这个书名时，也要想一想，为什么还有人在写诗？在这样一个毫无诗意的社会，为什么还有人在写诗？为什么还有人在画画？为什么还有人在搞音乐？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人和野兽没有什么区别。
人和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会写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以为诗是某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林东林：我们这一次活动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互动和讨论，我在这里挑选几个观众的问题问一下两位老师。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问杨黎老师的，他说杨黎老师曾经提出过一个不同的观点。
您曾说您的生活跟诗歌没有关系，生活只跟生活有关，诗歌只跟诗歌有关，您的这一观点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呢？另外，华楠的诗歌从观感上来说，与生活还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您对此又怎么看呢？
杨黎：这个说法其实断章取义了。
我在那个年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生活遭遇了什么不幸，你的生活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愤怒，有什么委屈，它不一定就是你诗歌里面的内容。
我们的诗歌跟生活有关，重在呈现我们的快乐，这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最坚守的一个原则。
甚至我们说，把快活留给诗歌，把其他的痛苦、愤怒、委屈丢给这个世界。
我的话是在表达这个意思，而不是说诗跟生活没有关系。
一个人是不可能离开生活的。
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写作，更多的是及物，也就是及事，及事与及物是一体的，是事物构成了这个世界，我们永远在关照这个世界。
怎么可能说我只关照物，或者只关照事呢？那是不行的。
二者必须连在一起，才构成一个主体。
林东林：我想部分程度上，他这样的询问其实是对您过往言论的一个切片摘取，并没有深入了解那句话的语境，现在您解释清楚了。
那么，他还提到，华楠的诗歌从观感上来说，与生活还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您对此又是怎么看的？
杨黎：我的诗歌也和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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