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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期由周德清（1277—1365）编纂的《中原音韵》成书于1324年前后，这部书没有沿袭《广韵》的传统，收字仅60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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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大量收集古代读音的做法越来越不能让人满意，所以从11世纪开始，就有学者反对这种将注意力放在发音上的做法。
这些人中尤其要提到的是王安石和他的《字说》。
在这部著作里，王安石将所有组合而成的字都视为会意字，并做相应的解释。
虽然他的这种解字方式很快就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但他试图突破传统的做法却值得关注。
著名学者郑樵（1104—1162）对王安石的这种做法提出了反对，他在《象类书》中分析了24235个汉字的6种造字方式，指出其中90%都有“谐声”
的成分，只有7%是表意字（指示和会意），3%是象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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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音韵学不断细化，并发展成为中国各种学问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从17世纪开始，人们从宋朝理性文字学出发，坚决地结束了各种关于音韵的推测，认识到语音对确定及改变汉字含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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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辞书的新发展及其整体现代性发展具有极大影响的，是清朝初年张玉书（1642—1711）等人奉皇帝之命编修，并于1716年刊行的《康熙字典》。
这部字典以1615年梅膺祚所撰的《字汇》为基础之一，全书（加上书后所附“补遗”
与“备考”
两部分）共收字47035个，约2000个异体字，涵盖214个部首。
《佩文韵府》这部类书同样由张玉书奉命牵头编撰，康熙皇帝希望用这部书替代前代的韵书。
这部书收录了超过10000个词，其中多数为双音词，共106个韵，这些词按照第二个字的韵排列。
书中还有大量用于说明的例子。
大致完成于1782年的《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认为，这部书加上《骈字类编》就足以说明所有的双关问题。
[14]与《佩文韵府》不同，《骈字类编》中的词分成12类，每一类按照词中的第一个字排序。
清代所有这些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语言学类书的编撰工作都有超过千年的历史为基础，尤其是公元500年前后南朝时期音韵学方面的研究，例如完善了永明体的周颙（卒于485年）、沈约为满足诵经需求而撰写的关于汉字四声的文章，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已经失传。
中国人对自己语言的研究始终和与其他语言文化的接触联系在一起，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例如在人们发现用字母标记语音的优点之后（这或许是受到了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影响），曾经爆发过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很能体现精英知识分子的基本理念。
大学者戴震（1724—1777）宣称拉丁字母不过是抄袭了中国的“反切”
，他实际代表了一种常见的观点，即认为从外国进入中国的一切有用的、好的东西，都是产生于中国的，只是被人遗忘了而已。
对于诗歌音韵的认识
虽然道教认为教义文章是午夜时分由神仙传授给被选中之人的，但是在中国，人们并没有形成由缪斯将话语放进诗人嘴中这样的想象，这是特别的、具有超凡神仙力量的语言才会有的魅力。
在中国，有这样来源的文章多是会遭到人们的怀疑，因为这些文章可能会挑战秩序，这样的事情也的确经常发生。
实际上，抒发内心并用语言进行表达的是那些漫步于“书林”
的人，虽然这样的抒发是受到周围环境影响的。
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些对音韵格律有严格要求的文学形式，这些形式在南朝时期的文人圈内虽然流行，但并不容易做到。
虽然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人们就将不同的文体风格归入不同的时期，但这样做的原因是希望不同的表达方式能并行存在，并非一定要将它们分出优劣。
严羽（约1180—约1235）的《沧浪诗话》就有这样的归类：
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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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沈宋”
指的是初唐的沈佺期（卒于716年）和宋之问（卒于7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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