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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文体起源的看法早在此前就已经存在，此后也不断出现。
这类说法通常并不追求百分之百的正确性，说话人只是要找到一个历史归类而已。
[16]根据这样的归类，文体风格不仅会被归入特定的时期，还会归给具体的作者，且人们会为了列举这些名字而不使用涵盖范围更大的概念。
相应地，人们通过某些姓名来记住特定的文体风格，久而久之，有关这些文体曾经的规定也就被遗忘了。
有关作诗的详细韵律规则在公元6世纪末形成，一方面是因为上文论及的当时人对语言平仄规律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诵经的需要。
[17]而人们将最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诗歌的韵律上，恐怕也并非有意为之。
这当然与诗起源于歌的这一特点相关，但同时也是因为汉语不仅有四个基本声调（平、上、去、入），中古汉语还可分出阴阳二类，其音属于浊声母的即为“阳”
，属于清声母的即为“阴”
。
[18]虽然律诗的发展细节已经很难还原，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些诗歌就会发现：从公元3世纪开始，人们就在有意识地使用这些语言元素，[19]特定的规则由此逐渐形成，直到公元500年前后，具有固定格律的诗从“齐梁体”
中逐渐演化而出。
正如上文所述，有关中文音韵规则的研究以及相关类书的编写，都对这种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公开唱诵以及对格律的需求
有关南齐时期对声调的有意识运用，《南史》卷四十八对陆厥的记载就是一例。
这段记载对严格的“永明体”
进行了批评。
我们能从中看出：在这个时期，人们已经在主动地使用声调，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
因为从《诗经》开始，人们在作诗之时就很注意不使押韵的字出现不一样的声调。
虽然我们无法证明佛教咏歌的要求和对诗歌音韵规则的严格规定之间有什么关联，但僧人、文学家与宫廷之间密切的关系以及当时一些作品中的证据，都说明这种关联是很有可能存在的。
例如笃信佛教、身边聚集了一群文人的竟陵王萧子良曾经在公元489年梦到自己在佛前唱诵“维摩诘赞”
，他十分喜爱唱诵的音调和韵律，于是在第二天早晨就召集梵呗师，并确定了新的梵呗声调。
从下面这段摘自慧皎《高僧传》中的话，我们也能看出佛徒梵呗与确定诗歌规则之间的关联：
东土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
[20]
从《六祖坛经》中我们能看出诗歌是如何被视为智慧与顿悟的表达。
传说五祖曾要求弟子们作偈，以判断哪个弟子已经顿悟，顿悟的人将成为六祖。
[21]
人们不仅规定了诗歌要遵守的规则，同时还总结了需要避免的错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沈约所说的“八病”
，《南史》的《陆厥传》中也提到了这“八病”
，空海大师还曾经在他的《文镜秘府论》中提到另外一些“病”
。
[22]
沈约的“八病”
指的是：
“平头”
：指五言诗第一字、第二字不得与第六字、第七字同声，特别是第一字与第七字不得相同。
“上尾”
：指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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