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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语音研究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反切”
这种注音体系。
反切是将一个音节切分开，并用另外两个音节来标注其读音，其中第一个音节标注开头音，第二个音节标注尾音，例如用yi和zhou来标注you。
这种注音法的发明者据说是孙炎（卒于260年前后），该方法发明之时尚未受到佛教的影响。
反切最初被用来标注外来词的发音，所以主要用于佛教概念的翻译。
同时，它也为系统地描述发音创造了基础，并使对汉语发音的系统描述最终在唐代大规模修典过程中得以实现。
公元5世纪上半叶关于押韵体系的研究，还有沈约关于四声的理论，都明显地体现出佛教的影响。
中国在公元5世纪到17世纪出现的辞书虽然常常被划归个人名下，但统治阶层与宫廷也经常会对这些书表示兴趣，甚至会提供资助。
《梁书·萧子显传》中有一段讲述了萧纲身边的一群文学家，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能看出在公元5世纪前后的南朝时期，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与前面提到过的文学圈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这段话里提到了萧子显的儿子萧恺（506—549）：
恺才学誉望，时论以方其父，太宗在东宫，早引接之。
时中庶子谢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宴饯，并召时才赋诗，同用十五剧韵，恺诗先就，其辞又美。
[9]
书中还说：
先是时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书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
[10]
这部题为《玉篇》的辞书成书于公元543年，共30卷，如今我们看到的是经过唐代人加工的版本，因此我们已经无法直接看到当年萧恺的笔墨。
《玉篇》显然还是按照书写规则来分类的，具体说就是在汉代《说文解字》540个部首的基础上总结出542个部首，有的还用反切法注出了读音。
公元4世纪初逃向南方的王室后代非常执着于北方的方言，那些之前就来到南方的家族所说的方言始终是他们取笑和嘲弄的对象。
萧纲对顾野王的保留态度主要也在于此，因为顾野王正是来自这样的一个南方家族。
随着佛教的传播，音韵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同时，音韵学也对统治阶层在科举考试和日常生活中维持自己的地位起到了作用，这也是隋唐时期新辞书出版的原因。
不过，这些辞书并不是用来记录当代语言的，而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正确朗读。
对中文读音特点的认识因为译经活动以及正确朗读佛教经典和一些后来的宗教祈祷语（即曼特罗和陀罗尼）的需求而得到了加强，同时，印度在语法和音韵学方面的成就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可。
陆法言编纂的《切韵》于公元601年成书，这本书并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
这部辞典共分为193韵。
作者在前言中提到，最终审定读音的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团体，这些人在隋朝初年时聚集于都城长安，他们中既有南方的学者，也有北方的学者。
学者中最著名的当数《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他就是出生在南方的。
《切韵》记录的还是早期中原话，而后来的辞书《韵英》记录的就已经是以长安方言为基础的晚期中原话了。
慧琳和尚（737—820）的百卷长书《一切经音义》以及后来的一些佛经译文都体现了这种新的发音标准。
促使人们思考语音问题的，不仅有对佛教经典以及陌生西方佛教国家的探究之情，同时也因为人们对本国经典的正确读音开始变得不确定。
陆德明（约550—630）的辞书《经典释文》正是为了解决人们关于确定读音标准的需求。
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超过230余个音切与训诂，收录了汉朝以来各时代的发音。
接下来几个世纪中大量出现的辞书，不仅是为了帮助人们解释大量古代书籍，同时也体现了对标准化的追求。
在辑录古书的同时，这些辞书还促使一些已经废弃的说法和表达方式被重新使用。
其中一部重要的辞书是陈彭年（961—1017）主持编修的《广韵》（1008年修订），这部书是对《切韵》的重修与扩展。
《广韵》共收26194字，无疑是中国辞书编纂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此类辞书中还有一部规模更大的《集韵》，收字53525个，由丁度（990—1053）编纂，于1039年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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