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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以外，因诸侯军队之成立均在城市之先，故阻碍了城市的发展。
在极古老的中国叙事诗中，没有像荷马叙事诗中那样驾乘自己的战车以挑战敌人的战士，只有统率军队的士官。
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所遇到的亦仅有由士官指挥的军队。
在西方，由将帅提供武装的军队与士兵，与战争手段相分离，正如工人与生产手段相分离，同为近代之事。
然而在亚洲，此种分离在历史之初期即已发生。
巴比伦与埃及军队，均与西方封建军队、荷马时期的民众军队、西方骑兵队以及古代城邦的城市军队不同。
此种差异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埃及、西亚、印度及中国的文化演进中，水利问题决定了一切。
水利问题对官僚的存在、附属阶层对国王官僚体制运行的依赖和依附者阶层的强制性服役有着重要影响。
此外，国王通过对军事的完全控制行使他的权力，这是由亚洲与西方军事组织的差异所致。
在亚洲，皇家的文武官员从一开始便是此种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人物；而在西方，原来并没有这两种人物。
宗教组织为战争自行装备的形式，使城市有了成立与存在的可能。
的确，在亚洲亦有类似发展的萌芽，我们在印度发现了与建立西方意义的城市相似的关系，即武力自给与合法市民权的结合。
例如，一个人若能为军队提供一头象，便可成为自由城市梵加列的正式市民。
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骑士间也彼此争战，而且建立了可自治管理的城市。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开端随着以水利制度为基础的大王国的出现而逐渐消失了。
只有在西方，这种发展才能日臻成熟。
在东方，与巫术相关的观念与制度是阻碍其发展的第二个障碍。
在印度，种姓阶级无法成为一个礼仪共同体，因而也就不能形成一个城市，因为它们在仪礼上互不相同。
同样的事实也可以说明中世纪犹太人的特殊地位：大教堂和圣餐均象征着城市的一致性，然而犹太人既不可在教堂祈祷，也不可参加圣餐仪式，所以注定成为背乡离井聚居的群体。
反之，城市在西方的发展之所以那么顺其自然，是因为古代的神职人员有着广泛的自由，在与神的交流上，神职人员没有任何垄断权，不像亚洲的僧侣享有着独占权。
在古代西方，由于不存在像印度那样各种巫术限制的阻碍，城市官员负责主持宗教仪式，因而城市拥有对属于主的物品及神职人员的财富的所有权，致使神职人员的职位都通过拍卖要价的方式来进行。
在后来的西方，下述的三大事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一，在犹太范围内破坏了巫术的预言。
巫术尽管实际上仍然存在，可已沦为歪门邪道，不再神圣。
第二，在基督教的圣灵降临日，这种礼仪融入基督精神，是早期基督教热情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
第三，保罗那天在安提阿反对彼得而支持未受割礼的伙伴，这也是最后一个因素。
巫术虽然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于古代城邦，可是部落、氏族以及民族间的巫术障碍却被这样消除了，使得西方城市有可能得以建立。
尽管在严格的意义上，城市可称为西方所独特的制度，可是在此类城市内存在两个基本差别，首先是古代城市与中世纪城市之间，其次是南欧与北欧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城市共同体的发展初期，古代城市与中世纪城市是极类似的。
无论古代还是中世纪，城市群体的积极成员都仅仅是那些骑士出身的人和过着贵族生活的家族，而其他任何人都只是被迫服从。
完全是出于分享商业机会的考虑，这些骑士家庭才居住在城市的。
在意大利成功脱离拜占庭的统治之后，由于里亚托成了与东方贸易往来的中心，所以威尼斯的部分上流社会人士聚集在那里。
尽管威尼斯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其海上贸易及海战依旧属于拜占庭体系。
同样在古代，有钱家族并非直接从事贸易，而是作为船只所有者或放贷者参与其中。
在古代，所有重要城市都位于离海不超过一天行程的地方，这也是一特征；只有那些因为政治或地理原因而有着特殊贸易机会的地方才会繁荣起来。
因此，桑巴特关于地租是城市与商业之母的观点本质上是不正确的。
事实正好相反，城市的定居是贸易用到地租的可能性与意向导致的，贸易对城市建立的关键影响十分显著。
中世纪初期时，威尼斯暴发户之形成过程大致如下：
他们最初的身份是商人，即零售商人；接着他们从上流社会筹集了一笔钱或实物贷款，随后去海外经商，在地中海东部附近地区做买卖，回来时将所得收益分给放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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