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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疑问作为中心思想的柏拉图，离开城市环境亦不能被理解。
一处地方是否被视为城市，并非以其空间之大小来决定。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自经济观点上视为最重要的，城市为工商业所在地，须自外部不断地输入生活资料。
工商业者自何处输入生活资料与用何方法负担生活成本，这是用来区分广大场所之各种范畴的经济观点。
不靠自己的农业生产物而生存的广大地域，可用自己的生产物，特别是工业生产物的产生支付引进货物的价值，或用商业，或用收益（此可为薪俸或地租），或用恩俸，各种需要均由官吏或军人的恩俸支付。
用何种物资支付引进的生活资料之价值，可用来区分广大地域的类别。
只不过此种状态普及世界各地，只能说明大场所之特性，并不能用来分辨城市。
城市在其他概念上的特征，为它过去大抵是一个城堡。
因此，在极长时间内，城市即城堡，或只有城堡才为城市。
在这一方面，此种城市大抵为政治或修道院的行政所在地。
西方的“城市”
一词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含有主教所在地之意。
在中国，城市即驻有官吏的地方，城市之区别以所驻官吏的官阶地位而异。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城市亦以领主的官阶作为区别。
故在西方以外，亦以城堡或政教行政之处为城市的，从未被当作公共团体的城市。
在中世纪时，它的决定性特征为有自己固有的法律与法庭，在某种范围内有自治的行政组织。
中世纪的市民，因其同处于此种法律下以及参与行政官吏之选举，才得以成为市民。
此种政治团体意义上的城市不存于西方以外的原因，应加以深究。
认为基于经济的原因者，实甚可疑。
同时，造成此种团结的亦并非特殊的日耳曼精神，因为中国与印度有较西方国家更强固的团结，但并无城市的团体，因此必须进而探讨其根本性的原因。
我们不能以中世纪时封建的或政治的特权之给予，或以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时建设城市，来解释这种现象。
在以城市为政治单位的最初记述中显示出它具有革命的特质。
西方的城市由兄弟会这类古代和中世纪时联盟的建立而产生。
因此，法律上往往与外表有关的形式（在中世纪时，与此相关联的斗争在这种形式下被掩盖），以及藏于形式背后的事实密不可分。
霍亨斯陶芬王朝（Staufer）的反城市制令并未禁止市民权，但是禁止同盟团体，即攻守同盟的武装兄弟会，包括政权的篡夺。
其最初的实例为726年的革命运动，它使意大利脱离东罗马帝国的支配，其中心则为威尼斯。
革命运动起于反抗军力压迫下的破坏圣像行为，故宗教虽非唯一的要素，却为引发革命的契机。
在革命发生以前，威尼斯的总督由皇帝任命，而另一方面，豪族阶级常世袭地被任命为军事护民官或地方指挥官。
此后，护民官与总督均由服军役之人即能当骑士之人选任。
于是这个运动便开始了。
至1143年，经过了四百年，威尼斯自治市出现了。
古代的联盟，例如尼希米（Nehemiah）在耶路撒冷所实行的制度，与地方人民中的一部分缔结为管理并防御城市的誓约团体。
我们不能不设想，一切古代城市之成立，其背景均与此完全相同。
城市常为联盟之产物，并非事实上的定居地，而为一种由誓约结成的团体之产物，它有一种共同的聚餐仪式，创设祭祀的仪式团体，规定只有在城市卫城上有墓地及居住于城市中的人才可以加入。
此种发展，之所以只在西方发生，其理由有二。
第一，为防御制度之特色。
初期的西方城市，最初为防御团体，即能自行武装、自行训练、在经济上有防备力的人之集合。
军队制度是否根据自给的基础，或由一位军事领袖来供给马匹、武器、粮食，这种区别如同经济生产资料乃工人之财产抑或资本主义企业家之财产的区别，在社会史上同为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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