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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获成功,则数年如获成功,则数年后即能在威尼斯内购置不动产或船舶。
船舶或不动产之所有者,在1297年大会议结束以前便有升为贵族的途径。
以地租及资本利息——两者均由商业利润产生——为生的豪族之普遍称谓,即“高贵的惰民”
之意。
虽然威尼斯的贵族也有把商业贸易当成职业的,就像在宗教改革时代一样,破落的贵族亦有为普通商人过市民生活的。
但一般来说,完全市民与城市贵族均有土地与商业资本,靠其收益生活,而不自营工商业。
到这个时候,中世纪的发展与古代的发展是一致的,自民主政治成立以来,两者便互相背离了。
自然,最初在这一方面也有相同的地方:公民、平民、人民、市民等语,均表示民主主义的影响;它们是用来指不做骑士的市民大众。
骑士阶级以及封邑之占有者被严重监视,剥夺其选举权,并失去其他权利,就如列宁对付俄国资产阶级一样。
每个地方民主化进程的基础,都完全是军事性质的;它有赖于长年训练的步兵,即古代的重装步兵。
一个简单的事实,便是训练有素的军队比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更有优势,更能赢得胜利。
军队的训练就等于民主主义的胜利,因为它包含让非骑士的民众服军役,给他们以武器,这样就把政治权力给了他们。
同时,无论在古代还是中世纪,金钱皆有它的作用。
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亦有一致的地方。
与初起的国家相似,市民也靠代表其利益的独立同盟的官员与高高在上者进行斗争。
对抗国王的民主主义的代表,即斯巴达的辅政大臣、罗马的护民官这类官员。
他们的特质,即最初他们都非法律上所认可的官员。
意大利诸城市的执政官,在其称号之前尚有“恩赐”
一词,而人民长官则已经没有。
护民官权力的来源也是非法的;护民官之所以为圣职,正因为他们是非法的官员,故只能由神明的护佑来保护。
就前面两者的目的而论,发展的过程亦相同。
占决定性作用的,是身份阶级的利害关系,而非经济阶级的利害关系;其主要的问题在于对豪族的防护。
市民知道自己是富裕的,曾经与贵族一起参与城市的斗争,而且已经胜利了;他们已经武装起来,感觉被歧视,因而不满足于此前保有的隶属阶级的身份了。
最后,独立同盟的违法官员所行使的手段,亦有相同之处。
无论何处,他们都保有参与平民对豪族的诉讼之权。
为此目的,罗马护民官有承办权,佛罗伦萨的民政官亦有相同的权力,且通过执行这种权力来破坏私刑的判决。
独立同盟提出要求,城市的法令只有经过平民的同意始生效力,最后确立了这个原则,只有他们所决议的始得成为法律。
罗马法的根本原则在《佛罗伦萨法典》以及列宁的劳工专政排斥一切非劳动者方面得到了实施。
此外,在确立民主主义势力的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强制加入平民阶级是其手段之一。
在古代,贵族须加入部落;在中世纪时,须加入行会,但其根本的重要性并没有被认知。
最后,各处的官职均急剧增多。
获胜的政党酬谢其党徒,于是官僚阶级过度膨胀。
以上均为古代与中世纪的民主政治之相同处,同时亦有本质上的差别。
从一开始,城市所分的部门便有一种根本性的不同。
在中世纪时,城市由行会构成;在古代,城市从未有过行会的特色。
我们从此观点观察中世纪的行会,可以注意到行会之各种阶层如何依次得势。
在佛罗伦萨这一古典的行会城市中,此项阶层中最早成为多数职业的集合体与少数职业区别开来。
前者包含商人、兑换商、珠宝商以及一般需要大量经营资本的企业者;后者则包含法学家、医师、药剂师等,在近代资产阶级的意义上,即所谓“有财产与教养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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