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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故居，三层楼，几十个房间，豪华得令人羡慕。
天井中的小花园，泉水淙淙，花草萋萋，精致得令人咋舌。
可见歌德不仅写东西传世不朽，谈恋爱千古绝唱，享受生活也是臻于极致境界。
然而，在他的寓所里，看到作为诗人的东西并不多，而看到作为枢密顾问、作为老爷那些养尊处优的东西，好像更多一些。
所以，楼上楼下，走来看去，惟有扫兴。
大概，这也是一种必然，作家一旦成名，所有写他的书，也包括他写自己的书，都含有一点拟圣化的倾向。
前者，如同树缝里的木蛆那样，靠树吃树，写作家者，也就靠作家吃作家。
要想靠得牢，自然要拔高，拔得越高，这个饭碗也更有得捧。
后者，作家写自己，也是因为别人不拔高，或拔得不够他想像的那高度，才亲自下厨操刀的。
所有这类生前自己盖庙、死后别人盖庙的作家，基本信不得，你信了他，你不但是二百五，而且你原先的认知，也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树和人的不同，树怕拔高，人不怕拔高，树拔高一寸，会死，人拔得天高，也是不会死的；哪怕花钱雇了一桌吹鼓手，围坐在那里天花乱坠，赞不绝口，被谀颂的那一位，只能生出晕晕乎乎的醉酒感，绝无生命危险。
这也是文坛各式各样的唱诗班至今弦歌不绝于耳的原因。
古树与老人，相同之处，都有一份难得的沧桑感；不同之处，古树无言，老人要份；古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苦日无多的老人，却总爱跟世界较劲，不拔高不行，拔不高也不行。
有的人，初老尚好，犹知收敛，更老以后，灵性消失，感觉迟钝，精力不逮，思想麻木，便要做出令人不敢恭维的尴尬事。
我们没有理由责怪爱克曼最善良的心愿，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只知道老了以后的歌德，并不是完全的或真正的歌德。
正如瞎子摸象，他仅仅摸着了他能摸着的那一部分。
何况，所有到了这年纪的大师，都是不拔高不行、拔不高也不行的老小孩。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笔下的歌德的另一面。
1823年，七十四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一年，这位大师说：“产生伟大作品所必不可少的那种不受干扰的、天真无瑕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今天已不复可能了。
在最近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生活本身已变得多么孱弱呀！
哪里还能碰到一个纯真的、有独创性的人呢！”
1824年，七十五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二年，1月份，这位大师开始向他抱怨：“人们对我根本不满意，老是要把老天爷生我时给我的这副面目换成另一个样子。
人们对我的创作也很少满意。
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用全副精神创作一部新作品来献给世人，而人们却认为他们如果还能忍受这部作品，我为此就应向他们表示感谢。
如果有人赞赏我，我也不应庆贺自己，把这种赞赏看做是理所应得的，人们还期待我说几句谦虚的话，表示我这个人和这部作品都毫无价值。”
到了4月份，这位大师告诉他，面临着“人数很多”
的文学对手，并对他分析了敌情。
第一类反对他的：“由于愚昧，他们不了解我，根本没有懂得我就进行指责。
这批为数可观的人，在我生平经常惹人厌烦。”
第二类反对他的：“由于妒忌，我通过才能所获得的幸运和尊荣地位引起他们吃醋。
他们破坏我的声誉，想把我搞垮。”
第三类反对他的：“很多人自己写作不成功，就变成了我的对头。
这批人本来是些很有才能的人，因为被我压住，就不能宽容我。”
第四类反对他的：“我既然是个人，也就有人的毛病和弱点，这在我的作品里，不免要流露出来，不过我认真促进自己的修养，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在前进，有些毛病我早已改正了，可是他们还在指责。”
1830年，81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八年，他索性毫无顾忌地说出他的憎恨来：“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
这位老人没完没了的埋怨，一直持续到1832年的3月22日逝世。
死前不久，他对爱克曼还爆发了一次：“你知道我从来不大关心旁人写了什么关于我的话，不过有些话毕竟传到我耳里来，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生，某些人还是把我的全部劳动成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为我不屑和政党纠缠在一起。
如果我要讨好这批人，我就得参加一个雅各宾俱乐部，宣传屠杀和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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