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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若是想与大师名家保持最佳的和融状态，应该去寻找他所写过的，隔着烛光的，那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朦胧感觉。
对于老人、老夫子、老先生，是大师或还不够大师的老作家，自称的或他称的文坛前辈或泰斗之流，宜尊敬，宜礼貌，宜恭谨，宜谦逊，切切不宜靠近，尤不宜亲昵，更不宜登堂入室，深入其内心世界。
最好保持一点点距离，远远地欣赏，可以观察到笼罩在老人头上的真的或不那么真的五彩光环，可以感觉到他整体的真实的美或看上去的美，这就对了。
距离太近，便知道太多；知道太多，便难免毁誉；其实，对于作家最好的了解，还是要靠读者自己对其作品的破读。
知道一，便是一，知道二，便是二，我只能领会出一和二，因我的天资不够，因我的悟性太低，可以待之来日再深入。
别人说破嘴，不是我自己的体会，等于白搭。
而现在，爱克曼想在书中告诉我他知道的三，那就麻烦。
因为他这个三，有可能影响了我已经认知的那一和二。
太贴近，看到伟大，也就有可能看到难免要败兴的渺小；太细致，看到光辉，自然也会看到生出堵心之感的灰暗。
虽然，瑕不掩瑜，但是，瑕疵摆在那里，总不能掉头不顾。
因之，像植物学家，站在树干前，用显微镜看那皴裂斑驳的树皮细缝里的真菌、木蛆、寄生虫，具体入微到这种程度，即使不出现颠覆感和破灭感，也会感到恶心的。
所以，对于名人大家，我习惯于敬而远之，对于具有侵略性的名人大家，我采取惹不起但可以躲得起的逃遁态度。
如果没来由地一要我鞠躬，我就会骂街，去你妈的。
但对于歌德这棵文学常青树，我倒是真的走进了他的故居，近距离地了解过一点。
时间为80年代末，地点为魏玛。
正好是那个叫做民主德国的政权即将终结其历史的日子。
大批东德人离境的结果，使得秋天的这座小城，空空****，显得格外的寂寥和萧条。
然而，歌德还在，朝拜者还有，这或许就是文学永远斗不过政治，但生命力却永远比政治坚强的例证，政治，总是一过性的，而文学，却拥有永恒的魅力。
在施泊林咖啡馆拐个弯，路过一座喷泉，在白天鹅饭店旁边，所谓肥皂弄的那座黄色的大房子，就是我们魏玛之行的目的地。
然而踏进门槛，我真的很失望，作为魏玛公国枢密顾问的歌德，我感觉到了，而作为伟大作家的歌德，却怎么也感觉不来。
我心目中的歌德，还是早年读《少年维特的烦恼》时留下来的、那个穿着绿色短呢外套、充满**的年轻人。
自然，寻觅那位“多情自古空余恨”
的夏洛蒂的余馨芳踪，是大多数访问者关注的事情。
可殷勤的主人，却坚持向我们的耳朵灌输歌德、席勒、李斯特、巴赫与这座小城相关的响亮名字。
那个多情女子，在这位已成圣人的歌德光环下，则是一个作为点缀用的可有可无的符号。
然而，没有她，会有歌德吗？会有歌德的那部不朽的成名作吗？
在血气方刚的年纪，读《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曾迸发出**之火，因为歌德在燃烧，读歌德书的我，自然也随之燃烧。
可等到我读这部《歌德谈话录》，歌德成了圣人，读这部讲歌德的书的我，却是凡人，凡圣之隔，就很难产生共鸣。
等我这次来到魏玛，我希望看到那个作家的歌德，却处处可见必须脱帽致敬的爵爷歌德和圣人歌德，对不起，使我欣欣然来到魏玛的游兴，顿时减掉许多。
我不大喜欢朝拜谁，不论他是哪位文学菩萨。
于是，便随着主人在小城踱步，等一位什么人物与我们共进午餐。
我前面讲过了，我的个人“读树”
的兴趣，便把注意力放在魏玛小城里那种中国少见、外国常有的橡树。
这种硕大的阔叶树，与北京太庙里的松、柏、桧等针叶树，似乎也存在着洋人的奔放、国人的内向那种性格上的差别。
太庙这里，只有薄薄一层掉落的松针，而在魏玛，满街的橡树落叶，厚到甚至绊脚的程度。
由此，我迂想过，针叶树的拘谨，阔叶树的放纵，也是东、西方文学发展道路不同的象征。
19世纪的中国文学，未能产生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因为与歌德同时期的中国文人，几乎来不及地向大清国皇帝磕头膜拜，一口一声“臣罪当诛兮”
地诚惶诚恐。
在如此卑微的精神状态下讨生活，文章也就难得浪漫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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