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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阀确有不同之处，而不会向封建残余的空头牌位有什么憧憬的吧。
反正是他没有再去第二次则是事实。
我的父亲载沣，也曾在同一时期，在南苑兵营做过专程拜访。
其概略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父亲被让进客厅以后，看到有一个身穿灰布军衣的大汉站在那里，他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冯检阅使的随从兵，于是便问他道：“冯检阅使在营里吗？”
只听那人答道：“我就是冯玉祥。”
我父亲听了大吃一惊。
回来之后，他还时常地对人讲这段只重衣冠不重人的失败史呢。
此外，像是身为湖北省督军的直隶派将军肖耀南，就曾在我结婚时特地送来了一份贺喜的奏折。
末后署名是臣肖耀南谨奏的字样。
有一年广西的军阀白崇禧也曾在郑孝胥的勾引下，曾到达小朝廷里做过一次不公开的参观。
虽然他没有和我见面，但听说他曾看到了宫中的“崇禧门”
三字，认为和自己的名字相同，便欣然地在这“崇禧门”
下照了一张纪念相，似乎有些引为自荣的样子。
又如，在我结婚时张宗昌也曾亲自到宫中来致贺。
我父亲那时尚在管理着宫中的事务，便以我的名义赏赐张以紫禁城骑马的优遇。
他为此还到宫内亲自致谢。
还有承做直军军衣而发财的大奸商王九成，也因为中了《施公案》《彭公案》等旧小说的毒，便一心一意想要从皇帝手中——哪怕是废帝也好，得一个黄马褂穿穿，于是便假借钱能通神的力量，摇身一变，掺混在王公、遗老的堆中去，逢年按节来到紫禁城向我磕头致贺，同时也给我父亲和我岳父等所谓小朝廷的亲贵送过相当的重礼。
最妙的地方，就是每当他到宫内来时，预先总是把一沓一沓的钞票塞满怀中，见了给他端茶倒水的太监，便掏出一把纸币递过去，对于给他叩年贺节的太监不消说是要“施舍”
更多的纸币了，就是对于偶尔接过他的帽子或是给他开开门或是打打帘子的太监，也都是一把一把地给钱。
所以，在当时有不少太监都在背后纷纷谈论着他。
有的俏皮地说，他是个散财童子。
也有的衷心景仰着他，而把他叫作活财神爷。
因此，他走到哪里，哪里的太监便如蝇逐臭一样，竭力向他去贡献必要以上的殷勤，为的是想要得到他的额外的馈赠，至于他究竟如愿以偿地穿上了黄马褂没有，我却不记得了，也可以不必去追究它。
总而言之，在那个时候，一个不值一钱的黄马褂尤其如此，何况是这个虚架犹存的小朝廷，怎会不生出摇惑人心甚至是侵蚀国体的危险作用呢？
说完了几项小朝廷勾结军阀和盅惑当时社会人心的事例以后，我还想暴露一下这个封建余孽的大本营——清宫小朝廷怎样和当时的帝国主义勾结的几桩实际事例。
在我十六七岁时，日本横滨、东京一带地方发生了很猛烈的大地震。
这时我的老师陈宝琛就对我说：“在日本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地震灾害，我们如果在这时捐助它一些财物，未始非计。”
但是，在那时专靠一些时与时辍的优待经费来过日子的小朝廷，怎能有余钱来周济别人？结果只有把据为自己私有的祖国劳动人民的一些宝贵血汗结晶——一批古物以及珍珠手串和几万元钱，由陈送往日本公使馆，充作别有用心的“捐赠”
。
据说当时的日本驻我国公使芳泽谦吉，听了陈宝琛的吊慰辞和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曾兴奋得喊出“万岁”
来。
我记得当时还有人这样说：“我们这里捐助日本震灾的东西，比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捐赠还多哩！”
不用说别的，就拿这句话的弦外余音来说，就可以充分表示出仇视中华民国和向日本买好的卑鄙龌龊心情来。
也可以说，这就是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相吸相引本质的暴露，还可以说，这就是跨进汉奸哲学门槛的第一步，同时也可以说，是我在那小朝廷中和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开始进行勾搭行为的一条重要伏线。
此事过后不久，日本便派了一个议会代表团来到北京，对那次援助受震灾民的各界人士一一登门致谢。
同时，日本公使馆也与陈宝琛联络，说希望到宫中对我当面表示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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