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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在御花园中的“绛雪轩”
内准备了茶点接待他们。
当时的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以及日本议会代表团十余人都来了，向我表达谢意。
这次茶话会就是我一生中初次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彼此见面。
这次固然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茶会，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可是我却觉得这就是封建余孽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公然互通声气的一个开端。
这次在“绛雪轩”
作陪的，都是我在当时认为是不错的一些人物，如我的老师陈宝琛和朱益藩，我的宗族载泽、溥伒、溥儒、溥杰、宪原和我的岳父荣源。
此外还有郑孝胥、绍英、耆龄等。
在我结婚时，当时驻在北京的各外国公使以及使馆馆员，也差不多全部来到紫禁城观礼。
而后又由“内务府大臣”
陪同他们到乾清宫的西暖阁，在梁敦彦（前清的外交官吏）的翻译下，一一向我和我的妻子婉容[11]做了姓名介绍。
后来，我的父亲载沣和绍英等就在乾清宫大殿内设了个酒会招待他们。
我只是在酒会开始时，前往会场举起了酒杯，照着梁敦彦所拟就的英文谢词念了一遍，然后同他们干了杯就回去了。
溥仪和婉容
然而在我身边的一些遗老，却竟把这次外国使节团的个人观礼和以个人资格来祝贺认作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清宫第一次招待外国公使，同时还不惜自己往脸上贴金地说：“这就是外国和‘清室’的一种友谊的表现。”
本来这也难怪，在这些目光如豆、崇洋媚外已成习性，无时无地不想向后开倒车的老家伙的心目中，认为能和各外国使节有了往来，这就是无比的光荣和值得雀跃的大喜事。
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这个小朝廷的局面，便是千秋万岁之业，更进一步说，他们的这碗封建残余饭无疑是可以吃得更长久些了。
至于我呢，在这种环境中，在这样的空气内，当然也不例外，在内心中，感觉到一种暗暗的高兴，就仿佛有了一种无形的仗恃，认为自己这个存在，乃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
因此也就越发滋长了狂妄自大的心情，于是，由小朝廷而企图实现大朝廷的梦想，也就水涨船高起来了。
酒会以后，我那英文先生庄士敦，便兴高采烈地陪着这些外国人，到我所住的养心殿来了。
不料却使那位英文先生大大地扫了兴。
因为有一个外国老太太，看到了站在院中的我，便问庄道：“他是谁？”
因为我在那时，已把清朝的礼装（袍褂）脱下，换上了便服，并在头上戴上了一顶外国的猎帽。
当然在那只认衣服不认人的外国老太太的眼中，就不认识我了。
他们参观了养心殿和御花园之后，便都告辞回去了。
事后这位庄士敦先生曾满怀不快地对我说：“为什么把‘袍褂’脱掉换上了便服？外国人都是喜欢看中国的旧式礼服的。”
又说：“为什么偏偏戴上了那样的帽子？那是外国人在骑马打猎时专用的东西。
穿着中国的便服而戴上了外国的猎帽，岂不是太难看了！”
他认为我这样是在外国人面前丢脸。
后来每当他谈到这件事时，还是怏怏不快呢。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庄士敦把外国人带到养心殿，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要满足一下那些外国人的好奇心理，并不是特意对我要表什么敬意，所以才对我脱换袍褂表示了不满。
至于帽子的问题，当然是由于我的“老赶”
，不过是，他的深为不满，我认为与其说是因为我丢了脸，倒不如说是我没能满足那些外国人想要饱开眼界的心理要求。
可是像我以及那些遗老之辈，却还痴心妄想地以为外国人前来观礼和祝贺，是对小朝廷的要好，真未免也太过于天真了。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痴心妄想的发生，正是由于自我以次的反动封建余孽，处处想钻空子，来实现反动的政治野心，所以才会随时随地发生这种自欺欺人的错觉和自我陶醉的盲目乐观情绪。
说是可怜吧，其实是可耻并可恨的！
总之，这次的酒会，也是自从辛亥革命以后，这一小撮的封建残余分子，想要挟帝国主义国家以自重的又一实际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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