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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更在神武门，有的坐上宫中特许的二人肩舆，有的则跨上特许的乘马（按照清朝的旧制，对于王公大臣，有赐乘二人肩舆和特许紫禁城骑马的优遇办法），有的则三五成群地结队步行到乾清门外，等待着箫鼓齐鸣、钟磬迭奏的朝贺。
虽然在那时，保和殿、太和殿已被划出小朝廷的势力范围，但是乾清宫却仍然被用作点缀小朝廷最后“尊严”
的唯一处所。
而这些专摆虚架子的满蒙王公、有名无实的大臣和恋栈不去的遗老，便都在这种三跪九叩的礼节中，重温一下过去的旧梦，也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地过一过开倒车之瘾吧。
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够稀奇古怪的了。
可是稀奇古怪的事还不只此。
就连当时的北洋军阀历任大总统，也是无例外地在这样的节日里，按例要派遣总统府内的大礼官或是侍从武官长，作为总统的特使来到乾清宫向我致贺。
现在就以我的生日为例。
这种祝寿仪式，也是按照清朝当时接见外国使节的仪式来做，我照例得衣冠齐楚地高高坐在乾清宫木质台阶上的中央宝座上，一声不响地如庙中的泥像一样，台下两旁分站有两行“御前侍卫”
，一个个都是正颜肃目地腰间倒挂着绿鲨鱼皮鞘的腰刀，就好像是庙中泥塑的牛头马面一般，拱卫着我。
桌上照例还放有一个黄匣子，里面放有我的答词。
等到总统的专使读完代表总统的祝词之后，就由当时的“内务府大臣”
绍英走上那木质台阶上，在我的桌子前跪下，然后由我从那个匣子里取出我的答词来，交给绍英，绍英跪着接过后，便站在台子前照纸宣读一遍。
然后，这位专使便向我行三鞠躬礼，礼毕退出。
于是这幕千古罕闻的奇剧便在礼成的宣告下，照例结束。
我现在重复一遍刚才我所说过的话：
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够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还不只此。
那就是在我结婚那一年（一九二二）过生日时，中华民国大总统派来的专使是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
因为他本人是个满族，又曾在清末当过陆军部尚书，所以，在他正式演完了他代表大总统身为专使的一套照例仪式以后，他忽然灵机一动，别出心裁地恢复了他过去当清朝爪牙时代的原形，恭敬严肃而义形于色地对我说：“现在我还要代表我自己给皇上行礼！”
于是，他就身穿着中华民国的陆军上将大礼装，跪倒尘埃向我三跪三起共磕了九个头。
因为这是在预定礼节之外的追加仪式——也可以说是义务出演，所以不但是我觉得有点局促不安，就是绍英以及在我左右两旁雁行排列着的侍卫等，也都觉得对于这突然发生的意外奇遇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在当时不但是对我如此，就是在四位太妃办正寿时，也曾有过当时的警察总监薛之珩以及步军统领聂宪藩和左翼总兵袁得亮、右翼总兵申振林等，身着中华民国的正式礼服和军装，以私人资格向办寿的太妃鞠躬致敬以后，掺杂到身穿清代服装的王公大臣中，一同喝着喜酒哩！
现在姑且退后一步说，像什么薛之珩、什么聂宪藩等，因为他们在当时，都是些北京当地的地方军警机关的负责人，连大总统尚且如此，他们就是偶尔来凑凑热闹，表示一下敬意，也还算是说得过去的事情。
至于像是在端康太妃办正寿时，身为奉系高级将领的张景惠，居然也身穿高级军官大礼服，跪在地面上给太妃大磕其头，我觉得无论怎样说，也是有些说不过去的吧。
当然端康太妃在当时，把此事当作引以为荣的自夸事项之一，可是从国体这一方面说来，则是一笔使人气愤的糊涂账。
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太不像话的地步了。
谈完了封建残余的小朝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暧昧关系之后，我想再谈一下这个不安分的小朝廷和当时的封建军阀等的勾搭关系。
现在就举几项较为突出的事例来说吧。
我记得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当直隶派的大军阀头子吴佩孚在他的根据地洛阳，志得意满地大办其寿的时候，我也曾在郑孝胥的怂恿下，特地准备了一批相当丰厚的寿礼，写了匾额，由那个唯恐中国不乱的郑孝胥，给亲自送到洛阳去。
这是为了什么？不言而喻，送礼的目的是卑鄙无耻不堪告人的。
简单一句话，就是为了要去拉拢他。
还有，当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带兵驻在南苑时，我那汉文老师陈宝琛也曾对我说：“听说冯玉祥治军有方，和一般军阀不同。”
并说打算赴南苑去做访问。
言外之意，就是想去看一看这位不同于一般军阀的冯玉祥，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甚至还可以意味着借此想要打开一条向他去做拉拢的道路。
于是我的这位老师便不辞辛苦地跑了一趟南苑，以个人前来慰劳的名义，见了冯玉祥，并和他谈了一些话，回来以后，还向我盛赞冯玉祥的军纪严明和经常从事修桥补路的勤俭耐劳精神呢。
不过是，他在这以后并没有再去访问过，我觉得大概是认识了冯玉祥的为人，同时也许是自己感觉到冯检阅使对于自己的这个宣统帝师的资格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吧。
也许是认识到这个冯玉祥是和冯麟阁、肖耀南之类的“吃着刘秀的饭想给王莽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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