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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竞争为基础而形成的现代化教育系统，帮助解决了一件事，那就是谁学习好，谁在社会上的地位就高。
以这种竞争文化为基础，日本用100年甚至是5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用两三百年完成的现代化进程。
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体系撑不住了。
同时，世界和世界教育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原来摆得整整齐齐的课桌椅摆成“U”
字形，以前的教育系统是一个教的系统，现在要转变为学的系统。
如何改变？这就是当年我的课题。
我先讲到这里。
我想请问顾老师，你是怎么想到以学为中心的？
顾明远：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教导处副主任。
我发现，学校教学如果不把学生放在重要地位，就很难提高教育质量。
1980年，我提出以学生为中心，也跟学习西方教育思想有关。
当然，我也受到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启发。
所以，我提倡教师要学一点教育史。
杜威等许多教育家，都是主张以儿童为中心的。
重新审视“**”
后的教育，我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要把学生放在重要地位。
我当时提到，儿童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
对学习来讲，学生是主体。
佐藤学：我也有相同的经历。
我二十几岁以后当教师，就开始学教育学。
我开始学的是维果茨基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学著作。
那时，他们的作品已经翻译成日语了。
我读不懂，就学俄语，用俄语读这些著作。
维果茨基说，苏联教育出现了问题，让学生一个人独立学习是不行的。
克鲁普斯卡娅参考了很多杜威的思想，所以我读了克鲁普斯卡娅之后又开始学杜威。
虽然他们是19世纪的教育学者，但眼光很高远，眼睛始终看着世界。
高益民：佐藤老师去过2000多所学校，而且是从改造薄弱校开始的。
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佐藤学：我去改造薄弱校的第一个理由是，如果没有外在保障，那些有学习困难的儿童、贫困的儿童就没有未来。
所以，对于他们，一方面要有教育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又要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以保障未来生活。
教育也许不能消灭贫困，但能帮助儿童从贫困里解脱出来。
第二个理由是，日本有很多我很尊重的老一辈教师，他们都访问了很多学校。
他们的一个方法就是为老师们做报告，但不向老师学习。
我想我要向老师学习，不然教育学不会丰富起来。
我所尊重的那些前辈去的都是好学校，是有钱人去的学校。
我要去他们没去的另一半，在那里产生新的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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