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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隋朝的统治状况来看，营建洛阳实亦为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客观需要。
隋朝承北周，以僻处西隅的秦陇关中东进南下，统一中国。
统治者以关陇勋贵为中心，他们竭力加强关陇的军事优势，以“内重外轻”
之势，驾驭四方，长安自然成了西魏、北周、隋的政治中心。
当时外族侵扰亦多来自西北的突厥和吐谷浑，建都长安显然也便于就近指挥抗击。
然而，山东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曾长期受东魏、北齐统治，入隋后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
杨坚篡周之际，虽然调集关中府兵很快讨平三方构难，但广大的山东地区对新建的隋政权仍存在悖逆之心。
江南情势的复杂性更超过山东，灭陈后，亡国的江南人士对北人心怀恐惧，其背逆之心更强。
虽然一年后江南地区的全面反叛再次被扑灭，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江南豪族势力，江南地区的变乱和少数民族叛乱仍时有发生，成为隋王朝的忧患。
这说明统一的隋王朝，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的控制。
隋炀帝诏令中“况复南服遐远”
之句，说的就是京师长安对控制江南有鞭长莫及之叹。
东汉光武帝刘秀起于东方，深感中原形势重要，于公元25年建都洛阳，使洛阳很快成为繁盛的都市。
古诗《青青陵上柏》描写东汉洛阳市景宫殿云：“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王公百官云集帝王之都，洛阳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但东汉末年董卓之乱，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巍峨的宫殿被烧成一片废墟。
董卓挟汉献帝并尽徙洛阳人口数百万西走长安。
曹丕称帝建魏，于220年在废墟上重建新都，此即历史上有名的洛阳“汉魏故城”
。
西晋继续征用民工扩建，但“八王之乱”
后这里又成了兵火战场，重又变成一片废墟。
北魏孝文帝由代北迁都洛阳，又加重建，其盛时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城内外寺院共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洛阳成为金碧辉煌的佛教文化中心和北魏后期的政治统治中心。
但魏末尔朱荣之乱和东、西魏战争很快使洛阳“城阙为墟”
，内外官寺民居，存者十之二三。
然时人皆以洛阳居天地之中，全国心脏，是最理想的帝王之都。
隋炀帝的姐夫周天元在位时已有意恢复洛阳旧都，常役四万人起洛阳宫，并将北齐邺城石经迁至洛阳。
但周天元不久死去汉魏晋北朝至隋统一，洛阳的都城地位几起几落，数遭兵燹成为废墟，但其天下中心的地位使她又数度重建，立为首都或陪都。
隋炀帝为适应由长期分裂到统一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营建东都，采取长安、洛阳两京制，是一项具有长远战略考虑的重要措施。
另外，营建东都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可以说是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关中地区，是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必然结果。
一位经济史学专家曾指出：一个政权应当把首都建在什么区域内以及在这一区域之内把都城定在某一地区，虽然要考虑多种因素，但首先考虑的则是经济因素。
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战国时秦开郑国渠以后，一向很发达，西汉之世，关中的膏腴之地，但关中八百里秦川面积有限，当关东黄、淮大平原一望无际的田野被渐次开垦出来后，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开始日益下降。
汉魏之际关中农业倚为命脉的郑国渠、白渠等水利设施，因河床下切等原因，灌溉面积骤减十分之九，面积减少了三万八九千顷之多，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而关中人口的增加，使长安的粮食供给都发生困难，以致不得不仰赖于漕运关东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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