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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隋唐时代，“地狭人繁”
的渭河平原的农业产量更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中央政府和驻军的需要。
隋文帝对于如何解决关中的粮食供应更是一筹莫展，这种窘迫的局面在新即位的隋炀帝看来的确是难以容忍，必须加以改变。
再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隋朝时长江流域各州郡每年都存有足够的余粮，隋文帝以长安为都，粮食和物资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漕运南方资粮，这也是隋炀帝后来要修通南北大运河的重要原因。
然而，粮食转输于洛阳好办，洛阳以西达于长安则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其中最突出者，就是三门峡，改用陆路绕过三门天险，却运量有限，所费尤多，得不偿失。
上述一系列情况表明，在黄土高坡土地资源日益耗尽且漕运艰难的长安，已不再是国都的最佳选择。
隋都长安，在经济上遇到了严重困难。
而洛阳的经济条件比长安优越，地域更辽阔，农业生产更发达，又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地区。
与其在长安苦于漕运而不得不频频就食洛阳，不如迁都洛阳，使“水陆通，贡赋等”
，这不是既利国又利民的大好事吗?
从地理形势来看，洛阳北临黄河，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
的形胜要地。
隋炀帝曾对洛阳地理形胜做过实地考察，然后才作出迁都的重大决策。
大业元年（605）三月戊申（十八日），隋炀帝下诏论政刑得失、考课虚实等事，又提到“关河重阻，无由自达。
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
。
对于好作巡游，躬亲庶政的隋炀帝来说，居天下之中的洛阳当然更便于他君临天下亲临国务。
洛阳西走关陇，东达海岱，北通燕赵，南至江淮，其距离大体都相等。
隋炀帝由洛阳出发，向四个方向都做过巡视，且几乎年年出巡。
再说，洛阳只是作为东都，即第二首都，长安作为第一首都的地位仍未改变。
隋炀帝后来又营建江都，作为第三首都，并三游江都。
一个王朝设三个都城，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洛阳的政治地位看来最为重要。
从以上分析可知，隋炀帝在营建东都诏令中所说关于洛阳政治军事形势、经济状况、地理特征等方面的理由，都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这说明营建洛阳，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策。
东都洛阳的正式营建始于隋炀帝即位的第二年。
大业元年三月丁未（十七日），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以及阎毗、裴蕴、裴矩、何稠、元弘嗣等“营建东京”
。
这是一个有宰相重臣参加、权力很大的工作班子，充分表明了隋炀帝的重视。
工程至大业二年（606）正月辛酉（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可谓神速。
按炀帝在前一年发布的诏令，似乎营东都起初尚有务从节俭的打算，要因陋就简短时间内赶造出一个新都城，但实际营造中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营造东都的总监是尚书令杨素，副监为宇文恺，实际规划设计的总工程师则是宇文恺。
宇文恺，字安乐，是隋朝建筑艺术大师，他出身于关陇勋贵之家，是隋开国功臣杞国公宇文忻之弟。
宇文恺世代为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宇文恺独好学，博览群书，多才多艺。
曾任太子杨勇的左庶子，营宗庙副监。
开皇二年（582）七月，隋文帝在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建大兴城，特任宇文恺为营新都副监，宰相高颖虽任总监，但大兴城营造的规划、工程设计等实际全出于宇文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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