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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
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
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
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
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
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
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
周迁殷人,意在于此。
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
群司百辟,金谐厥议。
但成周墟嵴,弗堪葺宇。
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
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
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
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
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
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从这个诏令中不难看出,隋炀帝在即位之初决定营建洛阳,乃是出于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及洛阳对控扼东方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诏令中并提到“民为国本,本固邦宁”
的先王之教,以说明他的举措是为国为民。
更提起先圣“变则通,通则久”
以及“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
的警句,说明变革乃是时代之需要,是合乎天道,顺应时代潮流的。
隋炀帝决定营建东都的最直接原因,是刚刚平定的汉王杨谅的叛乱。
由于京师长安“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汉王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
。
隋府兵多集关中,遇大规模叛乱,由长安调兵,往返费时,不利于迅速作出反应。
对汉王悖逆,“从反者十九州”
,隋炀帝更心怀畏惧,直到大业三年(607)北巡河北时,仍念念不忘汉王的反叛,说:“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
山东地大物博,山东不稳,则帝国的统治基础就不稳。
唐人杜牧分析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中原形势,指出:“山东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
正因为如此,要使隋朝长治久安,也必须安稳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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