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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后期，本已势力很强的豪族地主和官僚地主的势力迅速地膨胀起来，如梁冀竟然占有西至弘农（河南灵宝北），东界荥阳，南极鲁阳（河南鲁山），北达河（黄河）、淇（淇水）的方圆千里的土地。
豪强广占土地推动了田园经济的膨胀，又进一步促进了兼并的加剧。
豪强地主、官僚地主、商贾地主的田园，既是一个经济实体，又是一个地方武装实体。
到了东汉末年，情势便完全如仲长统所言：“百夫之豪，州以千计”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
这样的实体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是“民无立锥之地”
，或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或不得不投入豪强、官僚地主门下，成为依附民；另一方面，对于朝廷来说，无疑是一股股离心力量。
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可以自保，他们把负担国家租赋的编户齐民变为自己的依附民，直接损害了国家赋税的收入和徭役的征发。
因此，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曹操甚知，要想巩固中央集权，必须给地方豪强以限制；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必须考虑小民活命的基本条件；要想提高自己的威信，必须争取民心。
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就当时而言，全国上下皆然。
曹操所以首在河北抑制豪强、抑制兼并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河北本为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地区，前时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兄弟发动的黄巾起义，博陵（今河北蠡县南）人张牛角、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人张飞燕等发动并领导的黑山军起义，都发生在河北地区，足见其地民心思
变，社会不稳定。
第二，袁绍自中平六年（189）为勃海太守，后领冀州牧，统冀州、幽州、青州、并州四州之地，至建安九年（204），前后十五年，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日趋严重。
不仅原来宗族豪强地主得到发展，如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
，“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
。
而且还因为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加剧，一些外地豪族也迁于河北，投靠袁绍，并建起了自己的地主经济。
如荀彧、高柔等就是从河南迁往河北的。
据史载，荀或本是颍阴人，“将宗族至冀州”
，“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
。
高柔本陈留人，亦是“举宗”
到了河北。
第三，袁绍被打败，同时打击了依附于袁氏的诸豪强，相对削弱了反抗力量，如审配宗族的势力本来就很大，审配被诛，自然就树倒猢狲散了。
其田产或即收归公有，亦未可知。
第四，袁氏的统治不得人心，曹操趁河北初附，正可铲除袁氏弊政。
第五，曹操打败了袁氏，占有邺城，立即自领冀州牧，目的是要在河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因而除旧弊，立新政，减轻民人负担，稳定社会秩序，便成了争取民心、巩固地方统治的必要举措。
抑制兼并是曹操的重要的经济思想，但其具体措施史中记载不多。
严格地说，曹操对于豪强地主及其兼并活动，并没有采取很严厉的打击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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