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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康德的表述大大超越了古代的本质上仍是“他律”
的表述。
同样，我们也可以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提出类似的质疑：我不想穿的旧衣服，难道不能送给受灾者？我不愿接受人的救济，这是否妨碍我救济他人？父母为了希望自己飞黄腾达，有权将女儿嫁给她所不爱的人吗？这种朴素的表达太多漏洞、太无普遍性了，它们不配称之为道德律，只能算作一些道德忠告。
[224]康德通过意志的“自然律”
所要提示的，正是其中所隐含的道德含义。
因此康德认为，对于绝对命令还必须有第二种更明确表达其道德含义的表述，以使之与日常生活中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那些道德规范进一步区别开来。
这种表述必须摆脱一切经验的或可能经验的效果的考虑，不关乎自然因果性，只关乎目的性，它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做：无论对自己或别人，你始终都要把人看成是目的，而不要把他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
[225]这种表述所表达的不再只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而是一条“道德形而上学”
原则，即“人是目的”
。
绝对命令在它的第一种表述中，作为一种类似自然律的因果关系，还仅仅从抽象的自由意志形式上超越了自然律；在这第二种表述中，便直接点出了与自然律完全不同的实质性内容，即与机械因果性相区别、相对立的目的性。
目的性也是一种因果性（目的因），正因此它可以和自然的因果性相“类比”
；但与一般自然因果性（如“致动因”
）不同之处在于：目的既是促成一个行为的原因，同时又是这个行为所要达到的结果，它是一个合目的过程中前后一贯不变的普遍性原则。
当目的性成为绝对的目的性、即再不能成为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只能把其他一切用来实现自身时，它就成为了绝对的“自因”
（Causasui）或“终极因”
（finalcause）。
这样的目的，发自内部并终结于自身内部，只可能是对自发性的自发性要求，只能是以行动的主体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本身为目的。
它排除了一切外在实用的利害考虑，而上升到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超验层次，从而在超越经验世界（自然界）之上的领域里，开辟了一个新型的规律王国，这就是“目的国”
。
这也正是康德所提出的绝对命令的第三种表述方式，即这样一种理想或理念：“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定普遍律的意志”
[226]；或表述为：“你的行为要做到使意志可以自己视自己的行为准则就是普遍的规律。”
[227]康德的第一条表述强调的是，自由意志作为一个具有自然因果性效果的目的行为，其普遍性根据之所在，因而这普遍性毕竟是通过其自然效果（各人根据其利害关系做出的反应）来发现的，这就承认了经验主义伦理学把自由意志等同于主观欲望有其理论上的来由，但同时揭示了他们的根本误解和混淆；第二条表述强调的是自由意志的目的性是一种普遍一贯的目的性，是不论对己对人、不论在何种经验世界的处境中始终有效的目的性，从而表达了自律原则的超验性，这就承认了理性主义伦理学把自由意志等同于客观的普遍强制性规律和人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也有其理论上的来由，但也指出了他们同样混淆了自律和自然律。
至于这里的第三条表述，则是经验派和理性派伦理学的一个综合。
这一表述意味着，道德律令并不是外来的强制性要求，也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或另一些）人的要求，而是每个人自己的自发的要求，不论这个人地位多么低下，品质多么恶劣，只要他具有理性，即只要他是一个人，他就具有对自己颁定普遍道德律的能力，他就具有作为人的起码的尊严。
人不要自轻自贱，也不要蔑视任何一个别人，因为一切人作为人都是自律的。
康德分明意识到，这是第一次明确表述出来的一个崭新的原则：
过去的道德哲学家们，看到人是根据义务受规律约束，但他们没有看到人只受自己制定的普遍规律约束，并且，必须遵从本是自己的意志但又是受大自然安排要他使自己的行为准则成为普遍规律这样一种意志的约束。
这些道德哲学家们，只要看到人遵从一个规律，不管是什么规律，立即主张这必然是由于自己利益为其遵从的动因或刺激。
他们不了解意志才是自己的规律的来源，于是断定一定有某种其他东西在约束意志，使它这样做或那样做。
……结果，命令式，总是有条件的，不能成为真正的道德命令。
所以，我要把真正的道德原则，称之为意志“自律”
（Autonomie）的原则，以别于我称之为“他律”
（Heteronomie）的其他一切原则。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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