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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
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
主量必平,似法。
盈不求概,似正。
淖约微达,似察。
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
其万折也必东,似志。
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72]
孔子曾经说过:“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73]所谓“能近取譬”
,即移情、同情的意思。
宋明道学家们则进一步提出了“天道人道一体论”
:
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
[74]
中国传统道德政治的这种移情性,使它与中国艺术精神有更切近的亲缘关系,这与西方古典艺术的模仿性使之与西方科学精神有更切近的亲缘关系,恰成鲜明的对照。
移情的世界观本身就是审美的世界观,尽管这种审美的世界观尚需与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伦理世界观)结合成一种“体用关系”
,跳不出“乐通伦理”
“文以载道”
“诗教乐教”
的窠臼;但就文艺观点本身来说,则其立足点无疑要比西方古典主义更为合理,其解释也更为顺理成章。
“在这里,理论与实际审美经验的水乳交融固然使理论本身缺乏理论气息,但也保留了千百年来人类审美经验极宝贵的感性材料。
我们今天已很难想象当年希腊人在欣赏雕刻和建筑时的直接心情,但却可以不费力地从中国人历代讨论诗画的文章中体验古人的审美心境。”
[75]通过牢牢抓住人的移情心理,中国古代文论可说是深得创作与欣赏之三昧。
《尚书》中的“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
还只是一个起点;由此生发开来,便有《毛诗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然而,由这种单纯的情感表现论上升为移情论或拟人论,中国艺术精神才算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圈,才算成熟。
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倡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76]
徐复观先生认为:“在魏晋以前,通过文学所看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诗六义中的‘比’与‘兴’的关系。
……人很少主动地去寻求自然,更不会要求在自然中求得人生的安顿。”
因此“山水与人的情绪相触,不一定是出于以山水为美的对象,也不一定是为了满足追求者的美的要求。”
[77]这一分析颇为精当。
的确,自魏晋以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才开始突破外在的排比、对偶和心理联想的局限,而进入直接体验的炉火纯青的境界。
所谓“见山之秀丽”
“显树之精神”
[78],所谓“与可画竹,身与竹化”
[79],所谓“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80],所谓“景中生情,情中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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