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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西方人现在对他们的科学主义传统如何感到厌恶，这种传统仍然渗透在他们的血液中。
他们能用来与这种科学主义相抗衡的，唯有另外一个极端，即意志主义。
因此，在人类知、情、意的精神王国中，西方人（甚至包括维柯等人）似乎总是把握不住纯粹的情感体验本身，他们要么将它视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模糊的认识”
、想象或“形象思维”
），要么又将它归结为意志和欲望的冲动。
只有当中世纪基督教将科学精神压抑到意识层面底下，并将意志主义出让给一个超验世界的上帝之后，西方人才曾经有过自苏格拉底以来早已被扬弃了的情感体验的复兴，但却是在一种极其抽象、神秘和空洞形式下的复兴，它远不如中国传统文化对移情的体验那么直接、生动、自然。
移情，特别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心理气质。
我们正可以因此而把我们这个民族称之为“长不大的孩子”
，但也可称之为“早熟的诗人”
。
与西方科学传统相反，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从来都不是理论型的，而是实用型的，中国传统科学概念从未真正摆脱一切情感体验而成为抽象化的纯粹符号、工具和传播媒介。
道气、阴阳、太极、五行、虚实、中和、寒热，这些刚从原始巫术中脱胎出来的范畴还未离开“交感”
和“互渗”
作用，并不具有自身数理的、逻辑化和技术化了的相互关系。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哲人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移情这种最自然的心理现象，扩展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天人感应”
的世界观。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67]，孟子鼓吹“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68]，庄子则主张：“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69]，都体现出对人与大自然之间在情感的直接体验上畅通无碍的本原信念。
这种信念特别集中表达在中国古代对表演性艺术，即“乐”
（音乐、诗歌、舞蹈）的理解上，其中又尤以音乐本身最为突出：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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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董仲舒则首次将这种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从理论上确立为一整套天人感应体系：
为人者天也。
……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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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移情（拟人）式的自然观主要是用来象征和解释道德的。
“孔子观水”
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
孔子曰：“夫水，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
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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