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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恺之为谢鲲画像，他认为“此子宜置丘壑中”
，意识到自然景物与人的风神有共通之处。
于是，他们就以清幽的自然美为标准来修建园林。
北方园林以歌舞女乐、椒房画阁骄世，而江南士人的园林则清山秀水，“一觞一咏”
。
王羲之襟怀淡泊，非石崇辈所及。
《晋书·王羲之传》云：“（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
孙绰、李充、许珣、支遁等皆以文义名世。
并筑室东土，与王羲之同好。”
王羲之的兰亭，正体现了他的“终焉之志”
，亦即隐逸之志，并且代表了江南名士的普遍好尚。
汉魏以来流行于中原的“坞”
，开启并兆示了江南园林的兴起。
我以为，坞对封建地产模式的演变是一过渡；而吴世昌先生将金谷、兰亭判然而分，忽略了坞在江南园林史上的作用。
据《后汉书·马援传》注引《字林》：“坞，小障也。”
汉末战乱，中原宗族乡党往往囤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
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中引证典籍，列举很多坞垒，义证兼赅，本文不欲赘言。
可知坞是战争环境下一种设防的生产结构，是一种富有政治和武装色彩的生产组织，主要基础是强宗豪族拥有的大地产。
《晋书·庾衮传》载，坞主先要组织坞民“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
，然后进行农业生产。
可以揣知，土围子里面有作为生产资料的良田园木，甚至还有清景胜迹，如《桃花源记》所杜撰然。
这样的特殊庄园适合于战争环境，然而由于其缺乏生产计划和稳定性，也为和平环境所弃取。
随着衣冠南渡，偏安江左，远离兵尘的流民们在青山绿水间“求田问舍”
，当然再也不用考虑垒石围坞了。
他们去掉了土围子，保留了田舍园圃；淡忘了战备观念，浓厚了审美意识；减弱了经济作用，增强了消费功能（如王导的钟山之墅仅有田地八十余顷）。
无疑，这种“拆掉土围子的坞”
，给了江南士人以新的启示。
《太平寰宇记》卷96《江南东道·越州会稽》就记载有“尚书坞在县东南三十三里，宋尚书孔稚珪之山园也”
。
这种以坞为名的江南园林是极少的，但也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嬗变之迹。
园林建筑艺术本体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园林的兴起。
当然，园林建筑艺术的发展与艺术观的发展、与姊妹艺术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上古时，人类的艺术观常与图腾崇拜联系在一起而表现出浪漫倾向，崇尚奇伟瑰异，崇尚神仙魔怪。
两汉时注重写实，人们转而崇尚人工之美，精雕细刻，繁文缛节。
在思想大解放的魏晋六朝，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崇尚自然美。
陶渊明诗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的意识愈觉醒，也就愈崇尚自然。
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愈来愈向多方面发展，自然万物愈来愈多地成了人的审美对象，从动物、植物、星云日月扩展到山水等方面，这也是人类审美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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