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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盛行的隐逸之风，是造成江南私家园林竞立的另一大原因。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有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
汉武帝时东方朔《答客难》也有所谓“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
曰“失士”
，曰“不用”
，当然证明在野知识分子古已有之。
事实上，伯夷、叔齐、商山四皓都可算得上隐士。
不过，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在各地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逐渐出现了一批有一定财力和一定地位的人，他们远离城市，不求闻达，但对朝廷的政策和社会形势却产生一定的影响。
总之，隐士作为一个阶层出现还是在汉代，特别是东汉以后，这从范晔《后汉书》中增加了《逸民传》而《史记》《汉书》未有，就能看出。
西汉中后期的士人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轻视利禄的人物，如杨王孙、梅福和严君平等人。
东汉一朝隐逸之风远盛于西汉，据《后汉书·逸民传》云：“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
魏晋六朝时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统治阶级集团内你争我夺，动辄灭族斩门。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士人往往把遁入山林作为全身远祸的最好办法。
因为深山是朝廷钳制力较薄弱的地方，在那里淳厚的民风和优美的大自然会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
这也就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现出的憧憬和追求。
更何况老庄和佛典在理论上已对山林隐居作了理直气壮的解释，而且这种山居并不担忧衣食。
这些人埋名隐姓，潜居山野岩穴，当然修建了自己的园宅。
他们或借山偎江，天地一庐；或虽居城市，一篱隔断尘嚣，而作山林之想。
在崇尚自然的审美标准下，其园宅大多以简朴淡泊自傲，以饶有书卷气自傲，“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建筑风格与金谷园大异其趣。
如东汉仲长统在《乐志论》中描述了一个“背山临流”
的庄园，说自己“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
，“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
孙绰《遂初赋叙》更点明了隐居庄园之“乐”
：
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
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
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依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
文章洋溢着对自己“五亩之宅”
的热爱，明确地蔑视“坐华幕”
“击钟鼓者”
享受的快乐。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江南士人多以懂不懂得欣赏山水来评判人品的高下，如陶渊明就说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换言之，如不爱丘山，则有适俗之嫌。
孙绰曾评卫永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
（见《世说新语·赏誉》）虽是用反语，显然认为能文与欣赏山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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