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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写，凝结了屈原的整个的反抗精神，对整个宗法社会的怀疑与挑战，这才是（离骚）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他在其中的“礼治”
幻梦。
在《天问》里，他这种反传统、反天命的精神表现得更为集中：
舜服厥弟，终然为害；
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
舜如此关心他的弟象，到头来还是为害，而象怀其肆犬之心，却不危败呢？可见“福善祸**”
，早已就不灵验了。
眩弟并**，危害厥弟，何变化以作作，后嗣而逢长？
逼嫂害兄、心怀巨测者，却子孙满堂，道德又有什么用呢？
上帝从来是不公正的，信什么“天命”
呢？屈原间天，终于不信“九重天”
里还住一个土帝了！
上帝竟可以受贿，彭祖“斟堆”
，就可以“受寿永多”
。
后樱出生惊动了他，他便把后樱毒害了……这家伙又贪吃又贪财，又狠毒又无才干，哪能有什么尊严？岂能至高无上？
对上帝的挑战，也就是对现实的挑战，对异化了的社会挑战。
我们历史地看待屈原的作品，就不难剥去其“礼治”
的幻梦及道德教化的约束，从中看到其现实主义的伟大力量。
他的“礼治”
幼梦在作品中是深刻的悲剧，他称道尧、舜、禹、汤、文、武，至死在（怀沙）里仍写“重华不可逻兮，孰知余之从容”
，力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道德自我完善”
的楷模，注定要以身殉君主，“虽九死而犹未悔”
，可他却又不得不从现实中看到，别说君主，就是上帝及天堂，都是涵浊不分、美丑不辨，嫉妒、谗诌，完全异化了，那么，忠孝又有什么用呢？
在《离骚》的博大深沉、神秘莫测、驰骋天地之外，令人想到庄子的（逍遥游），颇有“独与天地来往”
的精神自由，可惜这只是外在的形式，他最后仍未跳出忠君的思想。
这深刻的矛盾才有《离骚》。
他在历史、哲学、艺术上与孔孟格格不人，却在政治上又与他们划不清“界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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