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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间测评,东莞市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从2006年4月的43%提高到2006年底的86%,刚好翻了一番。
2007年5月,广东省综治考核组对东莞市治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评价说:“敢于动硬较真魄力大、综合治理力度大、重拳出击成效大、群防群治威力大、专项行动社会影响大、推进平安建设和综治中心建设进步大。”
2007年10月东莞市被评为广东省“2005~2006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优秀市”
。
然而,到了一年后的9月1日,当治摩治到本地摩托车时,刘志庚面临的压力骤然大了起来。
其实,对于本地摩托车,东莞市委市政府也可谓用心良苦,做了非常人性化的工作:第一,全面禁止摩托车的时间往后推迟,市区推迟一年,镇村推迟三年;第二,并非所有的路段都是禁止摩托车的,有些路段则可以;第三,考虑到老百姓上班和接送孩子,还有菜农们早起卖菜,所以在4:00—9:00和16:00—21:00这两个时段是允许摩托车出行的;第四,政府回购摩托车,凭发票折旧报销;第五,不准摩托车载客。
刘志庚的压力大就大在“不准摩托车载客”
这一条。
这是得罪人的关键所在,也是治摩中最难的一道坎,所有城市的治禁失败往往就败在这一关键环节上。
对于东莞而言,这条规定意味着砸了东莞3万名摩的司机的饭碗。
事实上,实施这项规定,刘志庚也是于心不忍,他深知这些人干这行当也是迫不得已,必有生活难处。
所以,刘志庚一方面对摩托车不准拉客这一条硬性规定绝不手软,但对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却是费尽了心思。
“我们给他们进行一次性补偿,并要求各个镇优先安排他们就业,市里也花了一亿多买了出租车提供给他们就业。
现在,他们已经有80%的人重新就业了,还没就业的那五六千人,相对来说年龄偏大,缺乏劳动技能,好的工作找不到,差的工作他们也不愿意做,但我们也在尽力想办法。”
“当时东莞治摩,有两个人被骂得最多,一个是刘志庚书记,还有一个就是我。”
说这话的人是卢伟琪。
他告诉笔者,“治摩那么一件大事,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是不可能的。
当时很多人对治摩这件事,思想不通。
刘书记是外地人,幸好我是本地人,否则有些工作也真不好做。”
2005年8月初,卢伟琪调任东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一职。
上任不久,他便开始着手摩托车的治理调研工作。
这位老公安曾当过十年刑警,其间接触的案件使他深知东莞社会治安的最突出的问题便是抢劫、抢夺,而许多抢劫案又都是利用摩托车这个工具。
“在干部大会上,当我听到刘书记讲到重点抓社会治安的工作时,我感到相当振奋,当时我就想到了治理摩托车这个问题。
会后不久,我们去了深圳、珠海、广州等地搞调研,5月底就拿出了一个关于管理治理摩托车的方案。
第一稿送到我们公安局长那里,当时他就批了,后来我们将方案重新整理后送交市委市政府,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刘书记是否同意,没想到刘书记早就考虑这事了。
他对我们的方案非常重视,在上面作了很多批示,后来又亲自召开会议……”
关于治摩的艰辛,卢伟琪的下属只告诉我们一个小细节:由于太累,卢伟琪好了多年的腰痛病又复发了,痛得走不动路,但他依然坚持在岗位,走起路来手托着腰,一步一步拖着走……卢伟琪急忙摆手阻止了下属的话,说那都是应该的,不值一提。
他告诉我们说:“东莞以前有过两次治摩,但都失败了。
我们总结前两次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把治摩上升到政府行为。
治摩这项工作,如果单靠一个系统抓,那肯定是力不从心的,更没办法持续下去。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完全上升到政府行为,政府不仅在公交系统上进行大投入,解决了老百姓的出行问题,另一方面对摩的司机非常关心爱护,尽可能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处理好他们的再就业问题,后来许多摩的司机的家属给刘书记写来感谢信,感谢政府对摩的司机的安置。
老实说,如果政府不解决摩的司机的出路问题,那治摩工作是很难开展的,也很难维持下去。
这次治摩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应该是综合治理的一个典范。”
关于解决摩的司机的就业问题,凤岗镇委书记任焕林曾向笔者介绍过凤岗的落实情况:“开始他们也是不理解.但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我们补钱给他,有的是5000元,有的是10000元,同时我们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出路。
风岗一共有400多名摩托车司机,有200多人进到企业或治安队,还有190人安排他们开的士。
他们现在挣的钱比以前多,比如开的士的,以前他们每天挣50元,现在可挣100多元,而且又安全。
他们很高兴,这次四川地震他们还带头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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