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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间测评，东莞市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从2006年4月的43％提高到2006年底的86%，刚好翻了一番。
2007年5月，广东省综治考核组对东莞市治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评价说：“敢于动硬较真魄力大、综合治理力度大、重拳出击成效大、群防群治威力大、专项行动社会影响大、推进平安建设和综治中心建设进步大。”
2007年10月东莞市被评为广东省“2005～2006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优秀市”
。
然而，到了一年后的9月1日，当治摩治到本地摩托车时，刘志庚面临的压力骤然大了起来。
其实，对于本地摩托车，东莞市委市政府也可谓用心良苦，做了非常人性化的工作：第一，全面禁止摩托车的时间往后推迟，市区推迟一年，镇村推迟三年；第二，并非所有的路段都是禁止摩托车的，有些路段则可以；第三，考虑到老百姓上班和接送孩子，还有菜农们早起卖菜，所以在4:00—9:00和16:00—21:00这两个时段是允许摩托车出行的；第四，政府回购摩托车，凭发票折旧报销；第五，不准摩托车载客。
刘志庚的压力大就大在“不准摩托车载客”
这一条。
这是得罪人的关键所在，也是治摩中最难的一道坎，所有城市的治禁失败往往就败在这一关键环节上。
对于东莞而言，这条规定意味着砸了东莞3万名摩的司机的饭碗。
事实上，实施这项规定，刘志庚也是于心不忍，他深知这些人干这行当也是迫不得已，必有生活难处。
所以，刘志庚一方面对摩托车不准拉客这一条硬性规定绝不手软，但对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却是费尽了心思。
“我们给他们进行一次性补偿，并要求各个镇优先安排他们就业，市里也花了一亿多买了出租车提供给他们就业。
现在，他们已经有80％的人重新就业了，还没就业的那五六千人，相对来说年龄偏大，缺乏劳动技能，好的工作找不到，差的工作他们也不愿意做，但我们也在尽力想办法。”
“当时东莞治摩，有两个人被骂得最多，一个是刘志庚书记，还有一个就是我。”
说这话的人是卢伟琪。
他告诉笔者，“治摩那么一件大事，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是不可能的。
当时很多人对治摩这件事，思想不通。
刘书记是外地人，幸好我是本地人，否则有些工作也真不好做。”
2005年8月初，卢伟琪调任东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一职。
上任不久，他便开始着手摩托车的治理调研工作。
这位老公安曾当过十年刑警，其间接触的案件使他深知东莞社会治安的最突出的问题便是抢劫、抢夺，而许多抢劫案又都是利用摩托车这个工具。
“在干部大会上，当我听到刘书记讲到重点抓社会治安的工作时，我感到相当振奋，当时我就想到了治理摩托车这个问题。
会后不久，我们去了深圳、珠海、广州等地搞调研，5月底就拿出了一个关于管理治理摩托车的方案。
第一稿送到我们公安局长那里，当时他就批了，后来我们将方案重新整理后送交市委市政府，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刘书记是否同意，没想到刘书记早就考虑这事了。
他对我们的方案非常重视，在上面作了很多批示，后来又亲自召开会议……”
关于治摩的艰辛，卢伟琪的下属只告诉我们一个小细节：由于太累，卢伟琪好了多年的腰痛病又复发了，痛得走不动路，但他依然坚持在岗位，走起路来手托着腰，一步一步拖着走……卢伟琪急忙摆手阻止了下属的话，说那都是应该的，不值一提。
他告诉我们说：“东莞以前有过两次治摩，但都失败了。
我们总结前两次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把治摩上升到政府行为。
治摩这项工作，如果单靠一个系统抓，那肯定是力不从心的，更没办法持续下去。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完全上升到政府行为，政府不仅在公交系统上进行大投入，解决了老百姓的出行问题，另一方面对摩的司机非常关心爱护，尽可能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处理好他们的再就业问题，后来许多摩的司机的家属给刘书记写来感谢信，感谢政府对摩的司机的安置。
老实说，如果政府不解决摩的司机的出路问题，那治摩工作是很难开展的，也很难维持下去。
这次治摩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应该是综合治理的一个典范。”
关于解决摩的司机的就业问题，凤岗镇委书记任焕林曾向笔者介绍过凤岗的落实情况：“开始他们也是不理解.但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我们补钱给他，有的是5000元，有的是10000元，同时我们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出路。
风岗一共有400多名摩托车司机，有200多人进到企业或治安队，还有190人安排他们开的士。
他们现在挣的钱比以前多，比如开的士的，以前他们每天挣50元，现在可挣100多元，而且又安全。
他们很高兴，这次四川地震他们还带头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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