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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志贺直哉还受到大正时代个人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相对于物质生活，他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主观精神世界。
与之相对，郁达夫出生于中国的没落士大夫家庭，年幼丧父，由母亲和祖母养大。
生活虽然说不上贫困，但绝非能同志贺直哉的富裕的生活相比。
他在1913年随兄长赴日本留学。
为了实业救国，他最初选择进入了医学部。
但因为囊中羞涩，又改入学费较低的经济学部。
后又因为实在割舍不下文学，再一次想要转入文科，因而不为兄长所理解。
通过此事，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郁达夫和志贺直哉的生活水平差异。
另一方面，由于生活和语言环境的变化，以及作为弱国子民而被日本人轻视并因此产生的自卑感，也让本身就非常敏感的郁达夫变得更为忧郁。
贫穷的生活和自卑感都将郁达夫的忧郁气质凝聚于这一切的根源即国家的贫弱之上。
虽然郁达夫也热衷于西方文学和自由民主思想，但因国情和生活水平的差异，郁达夫显然是不能成为像志贺直哉那样的白桦派作家的。
虽然他也以“我”
为第一人称直白地描写自己的经历和内心，但是却不能得到心境的澄澈，摆脱现世的苦恼。
身处激**年代的郁达夫，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未来。
所以，就如上面所述，他的告白与其说是自我忏悔，不如说是通过告白来表达自己的对国家落后的失望，对社会动乱的批判。
他的“我”
不是单纯的“我”
，可以说是“社会化”
的“我”
。
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并非单纯的对他人的关怀，也是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
B.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
志贺直哉的心境小说关注个体的主体性，追求自我调节下的心境平和。
郁达夫则将自己的苦闷归咎于社会，渴求国家的富强。
通过对两人的比较，我们了解到家庭出身的不同造成了两位作家对社会的不同认识，并促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
但是若刨除出身和国情因素，传统社会文化因素也是小说中不同点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日本许多优秀的私小说作家在创作时，往往不关心人民的痛苦和社会问题，只埋头于表现自我和暴露自我内心，换言之，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对社会负有任何责任。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
，也只是作家本人个性的复制品而已。
对此，小林秀雄在《私小说论》中明确提出，西方的“我”
是社会化了的，而日本的“我”
不仅没有社会化，而且“私小说是死的”
[174]。
因而，志贺直哉的心境小说也是只关注自我，没有社会化的意义。
并且他的心境小说以性恶说[175]为基础认识人性，例如在他的《在城崎》中，“我”
失手杀死了一只蝾螈。
面对蝾螈之死，“对自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厌恶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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