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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性格是否受人待见可想而知。
纳谏是帝王的职业道德，普通人没有这个思想觉悟的还真有点吃不消。
不过，刘洎的确也有不知轻重、政治敏感度不够的毛病。
他和岑文本同时被提拔为侍中和中书令，分掌门下和中书省，却没有岑文本那份惧月满则亏的智慧。
太宗征辽，命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监国，临行前对他深至叮咛，托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
刘洎贸然答道：“陛下不必担心，大臣如果有过错的，臣立刻就杀了他！”
太宗震惊于他的狂放，当即对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
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
这几乎是警告了，而刘洎反误解这是太宗对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语，进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
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自辽东回师，途中病倒，刘洎与马周入谒，出来在门口遇到褚遂良。
刘洎哭着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
褚遂良歪曲原话，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状，说刘洎认为太宗病倒没关系，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权臣自命，辅佐少主而铲除异己。
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恼怒，疾愈后亲自审问刘洎，刘洎据实以答，当时在场的马周也为他作证。
然而褚遂良执证不已，太宗于两派之间，始终更为相信褚遂良，于是赐洎自尽。
太宗一般不轻易杀大臣，犯罪该杀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听偏信，置马周的旁证于不顾，当是承乾事件的后遗症，以及征辽临行前刘洎给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
刘洎自尽之前，向狱吏要纸笔欲上奏遭到拒绝，刘洎死后太宗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却又无法挽回，只能把狱吏下狱惩办一通。
刘洎之死，虽与长孙无忌及褚遂良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太宗对原魏王派官员不信任的心态作祟，是太宗执政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经过一轮有意无意的清洗和排挤，原魏王派官员已所剩无几。
后马周病故，高士廉、房玄龄、李靖等重臣也相继去世，原本熠熠生辉号称明星阵容的贞观政坛逐渐黯淡了下来，太宗本人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心境更是进入了沉沉暮年。
在继承人差强人意的情况之下，辅政大臣的人选也就变得越发重要。
故旧凋零，社稷乏人，原本因避嫌而坚辞宰相之位的长孙无忌越来越受重用，地位稳步上升，在每次重大危机中，他除了表态支持皇帝的决定，几乎都隐身幕后，沉默以对。
在云谲波诡、暗潮涌动的贞观后期宫廷里，他的沉静和稳健，使得太宗对他越发看重，视之为宁定人心的中流砥柱，因此在为李治挑选辅政班子的时候，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选。
这是太宗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亲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可堪大任的人物已不多了吧！
综合各种资料看来，太宗心目中托孤重臣的名单一早已经确定，即以长孙无忌为主，以褚遂良为臂助，以李勣为制衡。
能被列入顾命大臣的人选，自然必深得太宗信任，然而作为精擅权谋的封建帝王，太宗对于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无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顾忌和防范。
作为下一代领导班子中的核心人物，长孙无忌既是太宗多年知己又是其妻兄，作风稳健，也不缺乏决断，玄武门事变力劝太宗夺嫡，贞观年间辅政多年经验丰富政绩斐然，显示其政治眼光和能力均非泛泛。
虽有私心，但对外甥李治的关爱仍是有目共睹的，绝非作伪。
其关陇贵胄的背景，一言九鼎的声望，是太宗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托孤人选。
太宗对于他的担心主要有两重，其一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怀疑。
贞观末年，太宗品鉴群臣，对于无忌的评价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
长孙无忌长于内政，却不善军事，加之个性“倨傲”
，和武将关系疏远，多有不合。
（题外话一句，这种疏远，不排除有无忌刻意为之的成分，“善避嫌疑”
这四字评语也不是白来的，他也因此才能最终争取到顾命大臣的权力。
）随太宗亲征高句丽，大约使这一缺点暴露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有一位军事强人来协助他处理国际事务。
其二是对外戚专权的担心。
贞观末年，无忌的专权之势已然隐隐流露，太宗对其私心也有所察觉（详见上文君臣二人论及李恪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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