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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本人熟通历史,很清楚中国历史上主幼国疑之际循环出现的外戚权势过大的现象,隋文帝杨坚即是以外戚身份掌国辅政最后篡夺了北周的江山。
特别是在继承人李治性格“仁弱”
的情况下,太宗不能没有这层顾虑,于是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继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之后,再以嫡亲女儿新城公主下嫁长孙诠,巩固两家联姻,动之以情。
此外,以与长孙无忌关系疏远的李勣执掌军事,分之以权。
如此既有协助,又有制衡,李勣被列入执政人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至于李勣其人,向来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中,这可以说是历经瓦岗时代、李唐开国之后饱经世故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恪守为臣本分,“军人不参与内斗”
的职业道德。
李勣在当时的名声很好,为故主李密收葬,被窦建德俘虏之后,不顾其礼遇想方设法回归李唐的麾下,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忠义的美誉,被高祖赞为“纯臣”
。
玄武门事变中他婉拒了太宗要他协助的请求,当时太宗虽不免悻悻,然情形易位之后倒又觉得军人不参与政治的可贵,省了不少心。
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旧属,是太宗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军事大总管。
不过,太宗对于武将的防范,又比文臣更为严厉。
毕竟,国家的权力基础说穿了就是暴力机关,文臣尽管大权在握,要达到造反的程度却难。
而贞观诸将至此大多凋零,李勣是当时老臣中唯一有掌握全权兵力之资格、能力和威信的人,他所处的地位才是老臣中最危险的。
因此,太宗并未将他作为临终托孤的对象,而是将他置于长孙无忌之下,以文臣主导,以武将辅佐,一方面不至于直接挑战威胁到长孙的地位,也就不会引起长孙无忌的敌意而引发内耗,造成类似刘洎之死那样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手握军权的人物权势过甚,那便无人能治了。
而另一位辅政大臣褚遂良,无论能力、声望,还是背景,都不足与长孙无忌与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
长孙无忌太聪明,李勣太圆滑,都不喜欢进谏,规劝李治接受群臣监督、不要行差踏错的任务便落到了褚遂良的头上。
此外,长孙无忌身为首辅大臣位高权重,难免遭人嫉妒和政敌攻击,王皇后个性柔弱,褚遂良也负起了保护外朝内宫的这两位当家人的责任。
太宗所拣选的三位辅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辅、良将及谏臣了。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宫时病情急剧恶化,自感已不能回京,于是突贬李勣为叠州都督。
李勣接旨,连家都不回便动身前往。
数日之后,太宗病危,急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托以身后之事,并对太子说,“只要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为国家担忧!”
随后又单独对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
你辅政之后,不可让挑拨离间之徒陷害无忌。
若出现此事,非复我臣。”
命褚遂良草拟遗诏之后,太宗病逝,时为五月二十六日事。
柔弱的太子只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长孙无忌拭去眼泪,请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抚内外,李治竟不能答。
无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
乃密不发丧,急招禁军飞骑护送太子由翠微宫回京,将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方公布太宗驾崩的消息,六月一日,高宗继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进二品,旋即拜相。
有说太宗生前贬谪李勣的一个原因,是李治于他无恩,这么来一下,必能“致其死力”
。
两唐书中均有类似记载:
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
乃授叠州都督。
唯《资治通鉴》记载为太宗密嘱李治,若李勣徘徊顾望当杀之: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
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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