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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末年诸子争储，承乾和魏王各结要臣，文武官员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
，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迫使太宗最后不得不另选李治以折衷调和。
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贞观十七年（643年）正式册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太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拔除国内国外的不稳定因素，以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武力扫除敌国，让李治能够面对一个相对单纯的国际环境。
二、整肃清理国内不服李治的势力和可能对李治不利的大臣，确保政局的稳定。
三、选好辅政大臣，保障政权的顺利交接。
国际方面，贞观后期的对外战事明显比初期频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决，显得越来越缺乏耐心，颇有欲在生前尽量解决所有争端之意。
亲征高句丽也是在这种“不遗子孙后患”
的心态下发动的。
此役虽未达到一战灭国的效果，唐军并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
仅仅在高句丽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扫平漠北强国薛延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丽开战时该国颇有些不老实。
一战灭国之后，太宗更乘势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将铁勒、回纥诸部落安抚加恐吓一番，漠北悉平。
西南，自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之后，双方关系尚属融洽，贞观末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更助唐使王玄策破中天竺。
西北，以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针对西突厥汗国发动以吞并整个西域为目标的昆丘道行军，唐军杀焉耆王，俘虏龟兹王，“绑架”
于阗王入侍，招抚西突厥各部，在碎叶以东的天山南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王朝从此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即太宗去世前一年，首置安西四镇，以安定西域，守护陇右，捍卫关中。
经过一轮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又打又拉，对境外势力的优化组合了一番，唐帝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
而国内政局的稳定，也是太宗十分关心的问题。
按太宗的本意，是希望魏王派和晋王派团结一致，精诚合作的，立晋王为太子也有避免大臣结党相互倾轧之意，继马周、刘洎被派去辅佐东宫之后，原魏王党的岑文本又被升为中书令，可见其用心。
然而太宗深心之中，始终更为信任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旧部，且对于曾经卷入承乾与李泰之争的大臣心有成见，这就为长孙一派打压异己提供了机会。
晋王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原来拥护魏王泰的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绝非偶然。
先是崔仁师“忤旨”
被贬，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征辽，留太子监国，崔仁师与韦挺（也是魏王党）共知海运，又别知河南水运，这是个苦差事，结果两人皆以“失期”
被免官。
太宗回师之后将其重新起用，“甚承恩遇”
“参知机务，被遇尤渥”
，但褚遂良“颇忌嫉之”
，终又以“罔上”
之罪被贬外放。
原魏王派的岑文本升为中书令之后不喜反忧，叹自己非勋非旧而得高官，责重位高，惶恐不安，应是感受到了这种山雨欲来的莫名压力。
或者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岑文本越发兢兢业业，疲累过度，不幸英年早逝。
马周为太宗一手提拔，淡泊谦冲，很会做人。
唯有一向任侠使气的刘洎依然故我，锋芒毕露，终被卷入党争之中而遭横死，成为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
刘洎“性疏峻敢言”
，为贞观后期最出名的谏臣，不仅对太宗多有规劝，同僚之中若有过失也同样率直敢言。
曾上书猛烈抨击身在高位的懿戚元勋引荐官员多存私心，处事理案有徇私曲情之嫌，“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
……久妨贤路，殊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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