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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
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
无忌固争，以为不可。
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
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
上乃止。
）
虽说太宗只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废嫡立庶，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否则也不会只和长孙无忌密语，长孙无忌却因此留了心。
某日太宗因小过欲杀侍臣，长孙无忌教导李治犯颜直谏，言辞激烈，太宗转怒为喜，收回成命，对李治刮目相看，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
凡此种种，说没有长孙无忌，李治绝不可能当上皇帝，决不为过。
当然，长孙无忌也是有私心的，虽说泰和治都是他的亲外甥，但泰的身边已有一群支持者，多与无忌政见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宠爱，对这个舅舅并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
而这点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觉，在抱怨李治不如吴王英武而长孙表示反对的时候，太宗便说了一句重话：“你这么反对，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
（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然而无忌作为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终是贞观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
（二）李勣。
这几位在场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现，最为突然，这是这位长期驻守并州长达十六年的大将首次进入政治中枢。
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时代在军中的威望便可与李靖比肩。
然而太宗继位后，他却一直留守在并州，从未做过京官参与过朝中大事。
贞观十五年（641年）征拜兵部尚书，但也未曾赴京。
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紧靠突厥及薛延陀，确实非常重要，但贞观十七年（643年）前，李勣明显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
这时征调入京，一般认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诛杀，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点，李治在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顶头上司。
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
故此，太宗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后对李勣大加恩宠，不仅在于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颇具影响力，也是考虑到他与李治的这一重渊源，期望他日后能为儿子保驾护航。
《旧唐书》载：“（贞观）十七年（643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
太宗谓曰：‘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
虽屈阶资，可勿怪也。
’”
将这一重关系说得很明白，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规定至此而始。
然而，李勣虽然进入了中央，但地位远远不能和长孙无忌相比。
他长期游离在决策圈之外，和长孙无忌又素无交情，颇觉势单力孤，因此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征高丽，他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也有借此立功扩大影响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虽然失势，但毕竟是太宗自己处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员受牵连不是很多。
像马周、刘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辅佐李治，李治的东宫班底，便是由这样一支矛盾重重的队伍组成。
而在永徽六年（655年）立后事中大显身手的许敬宗，也在此时进入东宫，位居太子右庶子。
他既非承乾党，也非魏王党，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
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子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
，可见颇得李治信任。
然而李治刚刚继位，许敬宗便被人弹劾贬官，排挤出政治中枢。
人人都知许敬宗因拥护武昭仪为后而东山再起，却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旧臣这一点，此处特加以阐明。
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永徽六年（655年）这场立后之争，或许会有新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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