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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兴亡”
的结合，正是《别传》撰写的构意所在。
论者或谓《别传》篇幅拉得太长，释证诗文时而脱离本题，枝蔓为说；可是，当我们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
，而且是在儿女情事的家庭之私中复原民族兴亡的历史，便不会怪其释证趋繁，只能讶其用笔之简了。
《别传》作为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撰写的断代明清史，涉及明清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
笔者上面所叙论，仅仅是围绕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稍作引发，以见出寅恪先生“借传修史”
的撰著构意。
因为陈柳情缘、钱柳因缘的“儿女之私”
，都是以明清鼎革为其大背景展开的；何况寅恪有意“存史”
，旁涉诸多明清史事。
因此内容宏博、史事纷繁，是《别传》的一大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史心宽平，故每多恕词。
这集中表现在对亚传主钱牧斋的评价上。
牧斋博学多才，雅量通怀，言语妙绝天下，其在有明一代文坛之地位自无异议。
但平生有两大污点：一为与阉党阮大钺的关系，始背后附；二为南都困厄之际以大臣身份降清而成为汉奸。
有此两端，名裂身败实出必然，以至于有的说“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
[115]。
寅恪先生并不是作翻案文章，一再申明《小腆纪年》等书所载“痛诋牧斋之言，固是事实”
[116]，只是他主张对历史人物活动的规定情境以及心理原因，还应作更具体、更贴近人物本身的分析，从而给历史人物以“了解之同情”
。
《别传》披露的南都倾覆后钱柳所进行的反清复明活动，为客观地评价牧斋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也反证其当时降清未必即心悦诚服。
对此寅恪先生写道：“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
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
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
[117]牧斋晚年作《西湖杂感》诗二十首，序中有“侮食相矜，左言若性”
之句，典出《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前已略及）。
[118]寅恪先生说：“牧斋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
[119]对牧斋的矛盾心理表示同情。
《列朝诗集小传》的纂辑，在牧斋一为存史，二为复明，但《辋川诗钞》的作者王胜时不理解，予以讥评，说“钱选列朝诗，首及御制，下注臣谦益曰云云”
。
[120]实际上，这正是牧斋的不忘故国旧君，应予以肯定。
寅恪先生说：“胜时自命明之遗逸，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今则挟其师与河东君因缘不善终之私怨，而又偏袒于张孺人，遂妄肆讥弹，过矣！”
[121]胜时是陈子龙的弟子，故有此论。
可见寅恪先生史心之宽平。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提出“论古必恕”
的观点，同时说明恕并不是宽容，而是“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
[122]。
寅恪先生正是如此。
不仅对钱牧斋，举凡清初的知识分子，包括一方面负复明之志，转而又去应乡试的士子如侯朝宗、李素臣、陆子玄等，寅恪都主张不必求之过苛，因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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