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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的行动心理,是由历史环境铸成的。
离开历史条件苛求历史人物,不是正确的史学态度。
清初的政治环境极为严酷,士人噤若寒蝉。
对待是否应举问题,也需顾及人物的处境。
寅恪所论,心平词恕,设身处地,真正大史家的风范。
《别传》对当时之人与事作如此评骘者例证甚多。
即使对阉党阮大钺,寅恪先生也加以分析,在肯定其人品史有定评的同时,称赞阮氏的《燕子笺》《春灯谜》等戏剧与王铎的书法一样,可谓明季之绝艺。
[124]崇祯二年定阉党逆案,阮大钺遭废斥,痛陈错悔之后避居南京达十七年之久,自然不无韬晦以伺机再起之意;但顾杲、杨廷枢等复社中坚作《留都防乱揭》,欲加以驱逐,则加深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人事恩怨。
寅恪先生对此桩公案作了分析,指出阮大钺“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
,因而申论道:
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
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
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
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
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125]
黄梨洲对牧斋诗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常常有失公允,所以寅恪先生在《别传》中不得不予以辩正,同时也不赞成其集矢于阮大钺,而认为夏完淳在《南都杂志》中说的“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
,是“颇为公允”
的“存古之论”
[126]。
寅恪先生早在1930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审查报告中就提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127]这一史学思想在晚年所著的《别传》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第三个特点,《柳如是别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史家的兴亡感。
明清史是痛史,明清文化史更堪哀痛。
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说者纷纭,对死因有种种猜测,独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从文化兴衰的角度加以解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128]《挽王静安先生》诗也有“文化神州丧一身”
[129]之句。
1927年清华大学为王国维立纪念碑,寅恪先生撰写的铭文中也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130]这与《别传》里流露的、寄寓的文化哀痛之思,以及所表彰的传主河东君的思想精神,完全吻合。
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
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
之名。
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独深。
吁!
可哀也已。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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