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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和《红楼梦》同一背景，一寄之于狐鬼，一寄之于世间不会有的“大观园”
。
而大观园的设置，恰合于“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
的规定情境。
乾隆时期作者的理想人物与理想环境，实明末东南一隅所必有。
因此《聊斋》或《红楼梦》的研究者，如认为两书中所写有明末实在人物的影像，不应算作无稽之谈。
寅恪用此比较反证法，阐明河东君其人其事的历史时代的意涵，最后归结为南北社会风气的不同，虽托之于文学形象，以狐女喻人，落脚点仍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终不脱以诗文证史和反过来用历史来释证诗文的史家眼光。
七
既然如此，《柳如是别传》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或者回到开头，寅恪先生究竟因何而撰是书？除了前面反复论及的笺诗证史和为河东君立传之外，笔者认为寅恪先生尚有更辉煌的学术目标在。
这个目标也许不是作者事先所设定，但他达到了，完成了。
这就是借立传来修史。
所修何史？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
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的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
笔者对《别传》的这一认识来自《别传》本身。
历史无非是历史人物的活动，人物活动构成事件就是历史事件，人与事的冲突与交织形成历史纲络。
我们看《柳如是别传》，既有人物又有事件又有冲突，而且是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和明清鼎革时期带有本质性的冲突。
传主虽然是柳如是，但围绕柳如是和钱柳因缘以及南都倾覆后钱柳所进行的反清复明活动，那一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都出台了。
陈子龙、李存我、宋辕文、冒辟疆、侯方域、龚芝麓、归元恭、吴梅村、黄梨洲等文士通儒；温体仁、周道登、王觉斯、曹能使、黄道周、刘良佐、刘泽清等文臣武将；马士英、阮大钺等权臣阉党，以及洪承畴、李成栋、土国宝、佟国器、马进宝、梁清标、杨廷麟、张天禄等清廷新贵和明朝降将；还有杰出的抗清英雄如史可法、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函可和尚，和志在复明、威武不让须眉的阮姑娘、戴夫人、黄妇人、郑氏等等。
这些人物《别传》不仅提到，而且大都经过翔实的考证，以辨明他们在历史事变中的态度及其所建立的事功。
就是南国名姝，也不是只写柳如是一个人，陈圆圆、董小宛、卞玉京、顾眉楼、黄皆令、林天素、王修微、杨宛叔、寇白门姊妹等侧名青史、传为美谈的江南佳丽，大都写到了，有的交代得相当详尽。
包括董小宛是否被清兵掳走燕京的历史疑案，寅恪先生也做了精审的考证。
此外足可构成明清史事契机的一些人和事，如南明立福王和潞王之争，实源自明末李太后光宗之党与郑贵妃福王之党的分野恩怨，李太后与东林一气，牧斋不得为宰辅，盖由于与东林即主张立潞王常芳有关，寅恪先生比之于佛教“中阴身错投母胎”
[110]，以揭明党派争斗对个人以及家国命运的影响。
顺治二年授浙江嘉湖道的佟国器，很可能是使牧斋从黄毓祺案解脱出来的关键人物，而佟氏一族历来是明清两敌国的争取对象。
寅恪先生循自己一贯的治史思想，以整整二十页的篇幅，用种族与文化的观点对此做了探讨。
[111]不知者以为枝蔓，实则就《别传》之写作固属重要（探考牧斋陷入黄毓祺案而得以赦免的因由），对作者学术思想的深化也不可或缺。
陈子龙顺治四年死节后，有五岁遗孤，幸得原登莱巡抚孙元化之子九野的保护，始免于遇难。
寅恪先生详考此事原委并追溯明清登莱之役，指出西洋火炮在明清战局中所起的作用。
他援引《嘉定县志》对孙元化的有关记载，其中赵俞曾说：“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
寅恪于是指出：“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
[112]。
又考证出满语称“汉军”
为“乌珍超哈”
而不作“尼堪超哈”
，就是因为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的仿制西洋火炮，叫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113]。
并连类取譬，写道：“傥读者复取《儿女英雄传》第肆拾回中，安老爷以‘乌珍’之名命长姐儿之叙述互证之，则更于民族兴亡之大事及家庭琐屑之末节，皆能通解矣。”
[114]这最后一句话，是站在史家立场的一绝大判断，可以视做修史之通则，古今不变之定律。
《别传》的撰写，就是此一史学思想的实践。
“家庭琐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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