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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
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其时间，其地点，既如上所考定。
明显确实，无可致疑矣。
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亦可谓发三百年未发之覆。
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
自牧斋遗事诬造卧子不肯接见河东君及河东君登门詈陈之记载以后，笔记小说剿袭流布，以讹传讹，一似应声虫，至今未已，殊可怜也。
读者若详审前所论证，则知虚构陈杨事实如王沄辈者，心劳计拙，竟亦何补？真理实事终不能磨灭，岂不幸哉？[96]
河东君的淹滞三百载的沉冤为之净洗，端赖于寅恪先生笺诗证史的深厚功力和常人不可企及的通解通识，以及他的现代的史学观念，这使得《别传》具有同类著述不可比拟的学术价值，包括作者前此撰写的《元白诗笺证稿》和《论再生缘》，都不能同日而语。
六
但不能不看到，由于陈寅恪先生带着浓烈的情感色彩来释证钱柳因缘诗，《别传》已不单纯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而且可以看作是一部建立在客观史实基础上的传记文学作品。
但它又迥然有别于通常的传记文学，包括有别于《史记》人物列传那样的史传文学，因为它的基本方法是考证，不是描写叙述。
一般的传记文学作品没有《别传》这样无一事无来历、无一语无出处的严谨的写作态度。
另一方面，就作者的情感表达和渗透而言，通常的传记文学作品也没有《别传》这样强烈和直接。
许多章节显示，作者的梦魂情思似已飘入三百年前钱柳、陈柳的生活环境，有时并化作其中的一个角色，在一旁谛听着、审视着东南一隅国士名姝的种种言动。
当《别传》第三章释证河东君两次游嘉定，引得程孟阳、唐叔达等练川诸老“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
[97]，以及在杞园之宴上，几位穷老山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
[98]。
此景此情此态，寅恪先生不仅听到看到，而且在一旁掩口窃笑矣。
而对程孟阳作《縆云诗》，抒写河东君离开嘉定之后的追怀与怅惘，甚至诗中有“一朵红妆百谥争”
之句，寅恪先生又“不禁为之伤感”
，颇能体会孟阳老人“下笔时之痛苦”
。
[99]他说：“平心而论，河东君之为人，亦不仅具有黄金百镒者，所能争取。”
[100]可见程氏并不了解河东君，其不能为河东君所动，只能作单相思，乃属必然。
更可悯者，是在崇祯十三年冬河东君初访半野堂之后，程孟阳循往例到牧斋家度岁，不意遇到了一向思之念之的河东君，这一惊非小，只好狼狈而返，从此便不再见老友牧斋。
寅恪先生发为议论说：“以垂死之年，无端招此烦恼，实亦有自取之道也。”
[101]不禁责备孟阳谋身之拙并河东君害人之深。
但察其语意，对孟阳的责备含着悲悯，对河东君更多的是爱怜。
这些地方，如只知作者是生活于三百年之后，而不知还有一个跻身于三百年前对书中人物作全知全能观察的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用寅恪先生喜爱的学术语言来说，还不能对《别传》达到通解。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
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
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
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
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
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
[104]
这是对柳如是所处时代环境的文化氛围的绝好描述，其中“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
两语尤堪注意。
不能不承认明末和清中叶，是不同的文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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