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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不肖子即欲朝歌暮哭，憔悴枯槁，褐衣老死于兹庐，以与吾父母魂魄相依，其可得哉？其可得哉？庐后楹阶下植二稚桂，今差与檐齐。
二鹤死其一，吾父埋之庐前寻丈许，亲题碣曰“鹤冢”
。
旁为长沙人陈玉田冢，陈盖从营吾母墓工有劳，病终崝庐云。
[13]
既奠祭尊人，又忧伤国事，“家国”
之情融合为一，令人痛心裂肺，不忍卒读。
特别是他们父子的改革宏图中途夭折，更使散原有攀天无梯、斫地无声之感。
他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写道：
盖府君虽勇于任事，义不反顾，不择毁誉祸福，然观理审，而虑患深，务在救过持平，安生人之情，以消弭天下之患气。
尝称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
造端图大，自任怨始。
要以止至善为归，自然之势也。”
论者谓府君之于湖南，使得稍假岁月，势完志通，事立效著，徐当自定时，即有老学拘生、怨家仇人，且无所置喙。
而今为何世也？俯仰之间，君父家国，无可复问。
此尤不孝所攀天斫地、椎心泣血者也。
[14]
散原的“家国”
之情、“家国”
之痛如此深挚，岂能不感染正值少年时期的陈寅恪先生？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按照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缓进渐变，不发生康有为等人的过激行动，清季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后来陈三立为陈夔龙（前直隶总督，号庸庵尚书）的奏议写序，进一步申明他的渐变主张，写道：“窃惟国家兴废存亡之数，有其渐焉，非一朝夕之故也。
有其几焉，谨而持之，审慎而操纵之，犹可转危为安，消祸萌而维国是也。”
[15]也就是本着“守国使不乱之旨”
。
这个思想来源于郭嵩焘。
陈三立说：“往者三立从湘阴郭筠仙侍郎游，侍郎以为中国侈行新政，尚非其人，非其时。
辄引青城道人所称‘为国致太平与养生求不死，皆非常人所能。
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郑重低徊以寄其意。
侍郎，世所目为通中外之略者也，其所守如此。”
[16]可是历史没有按照郭嵩焘、陈宝箴、陈三立的预设发展，相反走了一条从激进到激进的路，致使百年中国，内忧外患，变乱无穷。
当然历史是已发生之事实，站在后来者的角度，只能总结历史经验，却无法让时光倒流，重走一遍。
但事变的当事人不同，痛定思痛，愈觉自己主张正确可行，甚至有所怨尤，是可以理解的。
何况渐变的主张常常两面受敌：旧势力固然视其为代表新派，激进者则目为保守，不屑与之为伍。
散原老人的处境正是如此。
戊戌政变后，有轻薄者写了一副对联：
徐氏父子，陈氏父子，陈陈相因
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徐云尔[17]
“徐氏父子”
指礼部侍郎徐致靖，和他的在湖南任学政的公子徐研甫，都因参与变法遭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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