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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陈寅恪之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确让吴宓耗费了许多心力，至有“难哉”
之叹，应属可以理解。
就陈寅恪一方面而言，他的应聘与否完全出自学术的考虑，因而派生出一个购书的问题。
至于1925年4月27日《雨僧日记》所载的“家务”
一项，系指寅恪先生的母亲俞淑人和长兄陈师曾先后于前一年逝世，1925年8月在杭州安葬事。
陈寅恪离德回国的实际日期为1925年12月18日，《雨僧日记》有明确记载。
而到清华报到是1926年7月7日，此时的吴宓已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职务，改任外文系教授，但迎接陈寅恪到校一应事务，如安排住处，游观研究院环境，看赵元任，访王国维，都由吴宓陪同。
7月中旬，陈寅恪身体不适，又回南方养病，至8月25日国学研究院开学前夕返回北京，始正式任教于清华。
1926年9月新学年开始的清华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
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王、梁、陈、赵全部到齐，还有专任讲师考古学家李济，工作人员包括学富才隽的浦江清，真可以说是皆一时之选，风景极一时之盛。
陈寅恪的应聘过程虽然曲曲折折，一旦到校，倍增生气。
事过四十五年以后，蓝孟博回忆起当时的盛况，写道：“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
又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
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
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
[34]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说来着实幸运，不知不觉中便成了“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35]，而且有缘享用有“字字精金美玉”
之誉的陈寅恪的讲课。
据《清华周刊》披露的材料，当时陈寅恪讲授与指导的学科范围包括《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等，以精通多种语言文字之长，使传统国学平添许多现代气息。
吴宓经常前去听课。
此时之吴宓已开始代理外文系主任的职务，行政事务缠绕着他，但涉及与陈寅恪有关的物事，他总是挺身而出。
浦江清是他在东南大学教过的学生，到国学研究院工作也是他所介绍，本欲调外文系当他的助手，因陈寅恪也需要，他就作罢。
1926年9月9日《雨僧日记》记载此事：“寅恪不愿失去浦君，乃止。”
[36]
可惜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景不长，1927年春节过后，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步伐加快，研究院师生已无法安心向学。
1927年4月3日《雨僧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
[37]4月6日上午则已协助陈寅恪往城里转移暂时不用的西文书籍，“恐清华为党人解散之时，匆促忙乱，检取不及。”
[38]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
6月7日，梁启超因肾病复发，同时也由于王死之剧烈刺激，离开北京到天津调养身体，期间两次住进协和医院，国学研究院事，实际上已无法董理。
而赵元任，1927年10月以后，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方言调查方面。
“四大导师”
只剩寅恪先生一人勉力维持，中间曾有增聘章太炎、罗振玉、陈援庵三位为导师之议，但章、罗均逊谢不就，陈更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
为词不肯应聘。
1928年6月北伐军攻入北京，清华由外交部改隶教育部。
不久，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
吴宓所担心的“解散”
虽未发生，但到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又病逝，国学研究院继续办下去已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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