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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件事，都是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传薪续命的伟绩，时间过得愈久愈显出它们的价值。
至于讲《红楼梦》，授西洋文学，撰写《空轩诗话》，出版《吴宓诗集》，比之这三件事，还是小焉哉。
当然吴宓生平中还有一件事也足以嘉惠士林，传之久远，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记日记，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许多人与事、问题与主义、轶事与趣闻，以及他个人的心路历程，困扰与矛盾，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与文化人的命运，日记中都有忠实的具体而微的记录。
吴宓自己称他写日记的特点：“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
凡藏诸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
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借免费时而旋中辍云。”
[22]《雨僧日记》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日记体中国现代学术史叙录，也是一部现代学人的文化痛史，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均不可低估。
[23]
2．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在清华研究院的交谊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是为大学毕业和又有学问根底者的进修之地，因此是一高深的学术机构，目的是培养国学门的通才硕学。
认真说来，当时清华大学的正式名称叫清华学校，还没有定名为清华大学，直到1928年，才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而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也应该叫清华学校研究院。
那么何以又称国学研究院？因为清华研究院之设，略同于北大设研究所国学门，本来想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由于经费的限制，也有学科的成熟程度的问题，最先办起来的只有国学一科。
所以就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简称而偏好地叫作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了。
吴宓几次提议正式定名为国学研究院，都未能获准。
可是约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虽未获准，人们还是那样叫，而且叫开了，到后来大家以为当时成立的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吴宓当时担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部主任（月薪三百元），四大导师的到职，都经他亲自礼聘。
《吴宓自编年谱》在1925年2月13日条下，记载有礼聘王国维的情形：“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
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24]从而可知吴宓对王国维怀有特殊的礼敬。
陈寅恪的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更是吴宓一手所操办。
当时陈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古文字，对应聘颇感迟疑。
1925年4月27日《雨僧日记》载：“陈寅恪复信来。
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
[25]致使吴宓大为失望，在日记中写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
[26]陈寅恪所说的“多购书”
，是指创办国学研究院须多购置书籍，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因此虽没有立即就聘，对研究院的发展建设已有所建言。
他自己1923年在《与妹书》中，曾因筹措购书款无着而焦灼不安，说“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
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
[27]所以如此急迫，盖由于他需要的藏文《大藏经》和日本印行的中文《大正藏》，还有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如不能购得，“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
[28]。
是否就聘，何时回国，对陈寅恪来说，书籍是个先决条件。
1925年6月25日《雨僧日记》记载：“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
[29]8月14日《雨僧日记》又载：“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
[30]为了解决书款问题，吴宓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提出申请，特批四千元，其中二千元作为陈寅恪的预支薪金，另二千元为研究院购书．但会计处只准予支出一千元的薪金。
1925年9月3日《雨僧日记》：“陈寅恪预支薪千元，按1.76，合美金五六八元一角八分。
花旗银行支票一纸，由会计处取来，寄柏林，寅恪收。”
[31]9月18日又载：“陈寅恪购书及预支薪金，续汇三千元（连前共四千元）支票二纸。”
[32]研究院的购书款，《雨僧日记》10月8日条记载甚详：“下午，领到会计处交来汇陈寅恪购书款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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