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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盛极一时的以造就通才硕学为目标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仅延续了四个春秋，终于在“四大导师”
凋零其半而“长安弈棋”
变幻莫测的氛围中，于1929年正式停办。
陈寅恪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有句云：“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
这指的是人，对物事和举措恐怕也应作如是观。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化的命运，她留给后来者的遗产既包含有光荣和骄傲，也含孕着悲哀与辛酸。
3．王国维自沉前后的王、陈与吴宓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四天，即1927年6月6日，北京《顺天时报》刊出一篇题为《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自尽之详情》的文章，对6月2日至6月3日王国维自沉前后一应情形叙列甚详，足可为不知底里而又想探知究竟的好奇的公众解开疑窦。
文章的作者没有具真实姓名，只在文末署“清华学校一分子、爱敬王先生之一人启”
，因而《顺天时报》发表时，也只是标明：“兹接清华学校某君来函，叙其经过尤详。”
文章实为宓所写，1927年6月5日《雨僧日记》载：“上午，作函致《顺天时报》总编辑，详述王先生死节情形。
意在改正其新闻之错误，并附录王先生遗嘱原文。”
[39]
吴宓与王、陈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往来频密。
1926年3月，吴宓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职而专任外文系教授以后，他与王、陈仍保持密切的接触。
1926年9月15日《雨僧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久坐”
；11月3日：“王静安与陈寅恪来此小坐”
；11月11日：“下午，王静安、陈寅恪、刘崇鋐等，悉来此晤柳公（指柳翼谋——引者注）。”
12月3日：“晨8～9偕寅恪赴西院祝王国维先生五十寿。”
特别是1927年3月份以后接触更为频繁。
3月13日：“午，陈寅恪来谈”
；3月28日：“晚，王静安先生招宴于其宅”
；4月8日：“晚，陈寅恪来”
；4月18日：“夕，约陈寅恪、楼光来、winter来宓室中赏花，并用酒膳”
；4月30日：“陈寅恪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
；5月2日：“夕，王静安先生来谈”
；5月12日：“晚，寝后复起，王静安先生偕陈寅恪来”
；5月19日：“陈寅恪日夕常来谈”
；5月24日：“夕，与陈寅恪、赵万里、周光午散步，并至寅恪家中坐谈”
；5月26日：“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
[40]这最后一次晤谈，距6月2日惨剧的发生只有六天时间，对王国维自沉前的心境和情绪，了解得最透彻的第一个是陈寅恪，第二个就是吴宓。
所以王国维的遗嘱特别提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这无异于文化托命，反映出三个人之间交谊之深。
但吴宓与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理解，彼此并不一致；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当天《雨僧日记》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
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
[41]梁巨川是梁漱溟的父尊，名梁济，当1918年11月1O日六十岁生日时，投北京净业湖即积水潭自杀身亡，遗书中称是为了“殉清朝而死”
，在知识界引起一场讨论，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等都写了文章，梁漱溟也写信给《新青年》倾述己见。
但梁济之死更多的是道德的自我完成，不必像王国维那样具有自觉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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