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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颔联的“独赞至尊成勇决，可知高庙有威神”
，陈永正先生的笺注都能清晰得义[110]，读者自可参阅，此不赘。
问题是，尾联的“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
，应如何释证。
陈永正《笺注》是这样解释的：“‘百年’两句：知道您没有辜负皇帝对您一生的知遇之恩，我同为侍从之臣就更感到惭愧。”
[111]可以肯定地说，如此解释，是完全地误读了。
把“百年知遇”
解释为逊帝对罗振玉的“百年知遇”
，无疑是弄错了主宾对象，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不妨先让溥仪站出来说话。
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有一段专门写罗和王的文字，现抄录如下：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
我在宫里时，他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就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
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
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一个三品官，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做“南书房行走”
，请他参加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
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名学者，还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忞。
陈宝琛认为“南书房”
有了这些人，是颇为清室增色的。
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
[112]
这段文字是否包含有对罗的一定程度的轻蔑，暂且不论。
明显的事实是，在罗可以入宫之前，溥仪根本不认识罗振玉，亦即“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
。
后来由于升允的推荐和陈宝琛的建议，才留做“南书房行走”
。
此时，也只有此时，“皇帝”
才认识了罗振玉其人。
时间上，罗比王入值南斋要晚，王是1923年6月1日入值，罗入值的时间为1924年9月2日。
陈永正先生认为罗入值为1924年10月7日，那就更晚。
即使按王罗入值时间约略相同，则从1923年6月1日，到王国维写祝寿诗的1925年8月，也仅为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
中间和溥仪见面的机会寥寥无几，怎么可以用“百年知遇”
来状写呢？退一步说，即使“皇上”
对罗振玉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也谈不上“百年知遇”
。
“百年”
是指人的一生的意思，典例俯拾皆是。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
韩愈《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百年讵几时，君子不可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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