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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铁证了。
散原自己说他在学术问题上“意向阳明王氏”
，而且“微不满朱子”
，惹得笃守程朱之学的毛庆蕃强卧而不能入睡。
但散原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学术主张，倒是毛庆蕃后来改变了自己的为学意向，转而也重视王学。
毛氏字君实，是散原的江西同乡，又是“相摩以道义，相输以肝胆”
“终始数十年如一日”
[74]的好友，对散原的学术宗主，虽然毛庆蕃今天无法来做证人，但散原这篇纪念毛公的墓志铭，却可以证实陈三立学术思想的真实取向。
郭嵩焘日记中，载有陈宝箴向郭公介绍毛庆藩的身世：“三世任四川知县，皆祀名宦。
曾祖觉斋先生，习程朱性理之学。”
[75]则又知程朱是毛氏的家学，无怪对陈三立的不满程朱、意向王学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
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散原与乃父乃祖父一样，也倾向于王学。
这个故事足以证明，陈宝箴为王学辩护的事出有因而又难能可贵。
因为王学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里面，不仅有独立性的内涵，而且有反叛性的品格。
这一点，陈三立当年向怒不与语的毛公所作解释（“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
），可得到反证。
其实，陈琢如、陈宝箴、陈三立所代表的义宁之学的特点，所以具有独立不依和截断众流的精神意向，其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陈宝箴、陈三立一生的思想行动，是否有过“叛道”
或“叛道”
的嫌疑，不妨以陈宝箴和陈三立的阅历陶镕和对志行名节的守持来检验一番。
四 陈宝箴的阅历陶镕和志行名节
陈宝箴在《说学》中说：“其有志行可称有守、才具可称有为者，皆其资秉过人而又有阅历以陶镕之，是以能稍异于庸众。”
此实为右铭所自道也。
义宁之学的要义，即在于此点。
陈宝箴一生立身行事，一是顾全大局，一是保全自身的人格尊严，始终以气节志行相砥砺。
惟恭阅邸抄，署左副孝都史张佩纶奏会审臬司豫山及臣应与初次勘转之麟椿议处折，内多臆度，不切事情，其他尚皆不足置辨，至所称臣“浙臬到京之日，正此案提审之时，该升道日营营于承审官之门，弥缝掩饰，不知远嫌，其时即干物议。
而陈宝箴果与豫山逍遥法外，同罪异罚”
等语，以无为有，信口诋哄。
其有关于臣一人之名节，为事甚微，夫系于朝廷之是非，流弊甚大，有不忍隐怙恤已不据实沥陈于君父之前以资兼听者。
[76]
右铭在此抗疏中又说：“况臣具有天良，粗知忠孝立身之义，纵涓埃无补，亦惟力矢勿欺，有耻之愚，自盟衾影，而祸福听之在人”
，“若张佩纶所奏营营于承审各员之门，弥缝掩饰，臣纵改行易辙、判若两人，亦不应寡廉鲜耻，行同市侩至此”
[77]。
最后要求：
为此仰恳天恩简派亲信大臣查传承审此案各员，询明曾否与臣识面，并密先调各该员门簿，核查臣有无到门投刺。
如果曾至承审各员之门弥缝掩饰，或各投过一刺，则张佩纶语不虚诳，专为整饬纪纲起见，理合请旨将臣严加治罪，以为昧良巧诈者戒，臣亦当清夜怀惭，无颜独立于天地间矣。
否则，法司者天下之平也，是非者朝廷之公也，苟不考事实，凭势恣意变乱，黑白惟其所指，独立之士孰不寒心？伏惟圣鉴，遇言必察两用中，无可淆之是非，亦无不达之幽隐，于以上维国是、下系人民，匹夫匹妇之愚，罔不悉蒙矜鉴。
用敢不避斧钺，披沥上陈，无任惶悚感激之至。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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