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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阳明后学之流于“猖狂自恣”
，陈宝箴认为，阳明为学之宗旨虽有启端肇始之责，但终归是“不善学阳明之过”
。
而“阳明之故背朱子，亦因朱子论‘即物穷理’，有‘人物之所以成，草木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等语”
，无异“泥于句下”
，所以阳明“别立宗义，以告来学，以为可免支离之病”
。
我们不能不佩服陈宝箴对王学的宗旨意趣阐发得何等透彻，即置诸宋明专学领域，亦难以多赞语词。
通篇《说学》，强调的是为学的“明体达用”
，即使是读《四书》《六经》，最重要的是“精义入神”
，而非“字栉句比，考其所不必考，知其所不必知，矜奇炫博以为名，愚耳疲目以为惠”
，使圣学落入无用之地。
这就是陈宝箴的为学思想和“造士”
主张，承继的纯是陈琢如所开启的义宁家学的传统，因而对阳明学大力肯定，也可以说兹篇《说学》不啻为阳明学的辩护书。
阳明学还需要辩护吗？不妨看看陈三立因阳明学而发生的一段故事，就思过半了。
陈三立在《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里说：“府君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说。”
[72]这一提示至为重要，可以说是帮助我们打开义宁之学秘奥的一把钥匙。
“学宗张朱”
，即张横渠和朱元晦之学。
叙论学术思想，习惯上总是程朱并提，很少有把张载和朱熹放在一起的。
散原之《行状》写于陈宝箴冤死后不久，当时朝野噤声，散原不能不有所顾虑。
因为有清一代，极崇程朱，可是散原又不愿意把乃父为学之宗主，直接与程朱联系起来，遂以“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
来加以概括，让人感到陈宝箴的学问路向，“治姚江”
（王学）而不失其正。
试想，哪有一个有学养的后人，在叙述自己尊人的为学渊源时，会说他父亲在学问上既宗张，又宗朱，又兼治永嘉叶，又兼治姚江王，玩笑也不是这样的开法。
以散原之严谨，当然不会如此不伦。
明显是出于顾忌，而弱化了右铭为学的真正宗主。
右铭为学的宗主，和乃父陈琢如一样，自是意近王学。
其实郭嵩焘给陈琢如写墓碑铭，叙及右铭先生之尊人陈琢如特别服膺姚江，还不是陈宝箴提供的材料？提供这种材料，当然反映他本人的学术主张，这也就无怪乎河北任上写《说学》为阳明辩护了。
光绪初，公方壮年，过谒先公长沙。
得间，三立偕公寻衡岳，及登祝融峰，遇暴风雨，衣襦沾湿。
达僧寺，张镫就饮，倚几纵论，涉学派，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
公怫然变色，责其谬误，径去而强卧。
夜半闻公展转太息声，乃披衣就榻谢之曰：“犹未熟寐耶？顷者语言诚不检，然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何过滤至此耶？”
公不语，微昂首颔之，晨起一笑而解。
公虽少戆，染迫切厚我之肫诚逸事类此者，有不能忘。
其后获师龙川李先生，遂不复坚持夙昔所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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