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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看到的几次实际召开的公民大会，主持人都是监察官。
这个变化何时发生，史书无载。
但一年一任的民选官员代替终身任职的长老或国王主持会议，应当是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古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等曾把监察官作为斯巴达制度中民主因素的代表，而把国王和长老作为君主制和贵族制因素的象征。
由民主因素来主持公民大会，当然会更多地倾向于按照公民的意愿行事。
公元前432年，当斯巴达人打算对雅典宣战时，召开了公民大会。
会上监察官斯特奈伊达斯和国王阿基达马斯分别发表了演说，前者主战，后者主张暂缓宣战。
表决的结果，是国王的意见遭遇失败。
按照斯巴达法律规定，公民大会是斯巴达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就斯巴达国家最为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宣战和媾和等做出决定。
瑞特拉非常明确地宣布，人民有表决权。
在历史的实际中，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也确实是在公民大会上决定的。
约公元前475年，部分斯巴达人希望入侵雅典，以夺回在希腊的霸权。
那样的决议显然是在公民大会上讨论的。
后来一个老者的发言阻止了年轻人的冲动，让雅典人获得了50年左右建立和巩固同盟的时间。
公元前432年，决定雅典是否破坏《三十年和约》和是否向雅典宣战的，仍然是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公元前404年，当斯巴达击败雅典时，最终同意接受雅典投降条件的，还是公民大会，尽管在会议召开之前，实际发挥作用和做出决策的，是监察官和当时的海军统帅吕桑德，但他们的决定，终归要得到公民大会的批准。
此外，斯巴达国家的重要官职，如长老、监察官等，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
为了当选，候选人需要四处奔走，寻求支持。
然而，与雅典公民大会比较起来，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似乎不够民主。
虽然它的出席者是全体斯巴达公民，但它的召开可能并无固定期限，需要国王或者监察官等采取行动。
如果主持人拒绝采取行动，公民大会不可能召开。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国王和监察官好像根本没有经过公民大会，直接做出了决定。
约公元前522年，当萨摩斯僭主麦安德利欧斯来到斯巴达，打算寻求帮助时，国王克列奥美涅斯直接把他赶走了，根本没有经过公民大会；公元前499年，当米利都使节阿利斯塔戈拉斯来到斯巴达寻求援助时，他首先向国王克列奥美涅斯求助。
当克列奥美涅斯第一次因为出兵波斯距离遥远而拒绝援助时，阿利斯塔戈拉斯企图贿赂这位国王，但因为国王9岁女儿的提醒，贿赂没有成功。
阿利斯塔哥拉斯此后再未采取其他行动，马上离开了斯巴达。
两个向斯巴达求助的人物不约而同地向国王而不是公民大会和长老会求助，体现了国王在国家政治中的分量。
公元前479年的情况类似，不过主角变成了监察官。
当时波斯人占领雅典，雅典人多次要求斯巴达人出兵与波斯人决战。
然而斯巴达人一拖再拖，直到有人向监察官指出，如果斯巴达让雅典失去希望和耐心而投奔波斯，那对斯巴达将是灾难性的。
闻听此言，监察官当天就派出了军队。
也就是说，派兵决战如此重大的决定，根本没有经过公民大会的讨论。
或许监察官认为，有关问题此前已经有过决议，无须再走程序。
即使如此，作为主持人的监察官，在选择出兵时机问题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还有一些问题，似乎公民大会无权决定。
例如，在斯巴达相当重要的王位继承问题，可能就是王室内部的较量而非公民大会可以决定。
阿盖西劳斯在与阿吉斯的儿子争夺继承权时，从头到尾都是阿盖西劳斯和吕桑德在操纵，看不到公民大会的活动。
公元前399年处置基那东阴谋案时，似乎也没有公民大会参与。
公民大会不能主动介入和在某些问题上的缺席，让它的作用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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