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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公民大会的另一重要缺陷，是它就提交的建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的权力有限。
如果普鲁塔克的记载可信，而瑞特拉真的是斯巴达人最古老的政体文献，则最初公民大会有权修改提交给他的决议案。
据称是国王波吕多鲁斯和特奥庞普斯增加了那个长老和国王有权宣布休会的条文，但此条规定执行到什么程度，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知道的几次公民大会上，有过对相关问题的辩论。
约公元前475年的那次会议，因为一个老者的发言，出兵雅典的动议被击败。
公元前432年的那次会议上，国王阿基达马斯发言反对宣战，但主持会议的监察官的好战主张得到了公民大会的支持。
实际情况可能是，长老会把问题提交给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和表决。
一旦表决通过，则决议何时实施、如何实施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公民大会不做出任何决定。
那时监察官、国王就会成为主角，公民大会失去了对决议实施过程的监督权。
公民大会的第三个弱点，便是它的表决方式。
前面已经提及，斯巴达公民大会并无一人一票的表决制度，只以呼声高低来表决。
这个制度非常古老，荷马时代的人民大会上，经常以不同的声音来表示赞同或否定。
但到古风时代后，有些城邦的表决方式逐渐改进，变成一人一票制。
然而斯巴达人未能与时俱进，仍然保持着以呼声高低做出决定的传统。
当某种意见占据绝对优势，或者只是表示赞成和反对时，这样的表决方式或许问题不大，但一旦两种意见不相伯仲时，主持人的倾向就相当关键。
公元前432年的那次会议最为典型。
因为国王阿基达马斯的演说具有相当说服力，让不少人对雅典宣战的热情有所下降，表决之时，反对宣战的声音可能不小，以至于主持会议的监察官斯特奈伊达斯觉得，他无法确定到底哪一方的声音更大，被迫求助于让公民分边的方式。
尽管后来证明主张宣战者人数居多，但监察官选择的表决方式，对表决结果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
由于公民大会受到的多种限制，导致亚里士多德在论及斯巴达政体的民主因素时，没有把公民大会考虑在内，却强调了监察官的作用。
这个官职共有5人，一年一任，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而且没有财产资格限制。
如果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可信，则可能曾经有些相对贫穷的人当选为监察官，并曾接受贿赂。
监察官产生于何时，于史无证。
公元前6世纪中期，它已经代表斯巴达国家干涉国王的婚姻，要求当时的斯巴达国王离婚另娶，以为王室留下后代。
公元前6世纪末，它取得了代表斯巴达国家监督国王的权力，并且在国王出征时随军充当监军。
此外，监察官每个月与国王要交换誓言。
国王保证行使王权时遵守法律，监察官则宣誓，只要国王遵守誓言，不会削减国王的权力。
到古典时代，监察官还取代国王成为公民大会的主持人，并且在征兵和派兵问题上享有权威。
在接待外来使节、签订条约时，监察官也是重要角色。
这样看来，监察官很可能产生于斯巴达平民与贵族的冲突中，代表平民监督国王以及政府。
然而在斯巴达最古老的文献瑞特拉中，并未出现监察官。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并非莱库古改革的创造，而是在那之后的某个时间产生的。
不过监察官的另一重要职能：每年新监察官上任之时，都会要求公民剃去胡须，并且向黑劳士宣战，派出18～20岁的斯巴达年轻人潜入美塞尼亚，对那些表现出反叛倾向的美塞尼亚人采取暗杀行动，暗示监察官与镇压黑劳士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因此，他们可能产生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或者以后。
现代学者们一般认为，古典时代斯巴达的制度大约定型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前后。
如果我们据此推测监察官产生于这个所谓的革命时期，也许比较接近历史的真相。
斯巴达历史上第一个知名的监察官奇隆的年代也正属于那时，或许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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