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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途。
这一年，是明世宗嘉靖六年，丁亥之岁。
如果我们放眼看，还可以看到更多。
这一年，是张居正十年改革失败的二十周年。
这一年，在遥远的西方，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攻入罗马，灿若云霞的文艺复兴就此终结。
四十年后，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在遥远的西方爆发；明朝蓟州镇总兵戚继光率官兵完成蓟、昌两镇1200多里长城加固改造工程，加筑1489座空心敌台，边备整饬一新，雄心勃勃地准备将敌人挡在关外。
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放远点，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更多上上下下罔顾的事实——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宦官陈增监山东矿税，凿山民夫多死，又逮及代纳税款稍缓的吏民，民众大哗。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临清民变，聚众四千，驱逐税监马堂，毙其爪牙三十七人，沙市和黄州团风镇民众轰走税监陈奉的徒党；武昌、沈阳一万人，反对湖广税监陈奉，发生武昌民变、沈阳民变。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京畿兵民苦于连年旱灾、矿税，群起而盗；浙江流民结党，伺机举旗造反。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武昌民众数万人围攻税监陈奉官舍，投其徒党16人于长江；苏州市民包围税监衙门，乱石打死税使孙隆大参随黄建节，焚毁帮凶汤华大居室。
万历三十年（1602年），腾越（今腾冲）人民暴动，他们不胜税监杨荣之肆虐，遂愤而烧厂房，杀官吏；两广以矿税害民，激起民变，言官请罢矿使，神宗不理。
因缺乏张居正这样的贤士应对督导，加之国本之争等问题，神宗倦于朝政，愈发荒于政事。
李贽辞世的第二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神宗诏谕洛阳老君山为“天下名山”
。
自此不再上朝，累二十多年，国家运转几乎停摆。
明神宗执政晚期，付万事于不理，导致朝政日益腐败，百官不修职业，内外多变，政以贿成。
朝廷党争趋于白热化，逐渐形成两大政治派别：一派是由京、宣、昆、齐、楚、浙等地方宦官、王公、勋戚、权臣组成的联合阵营，他们坚持维护秩序，努力延续正统，坚持国家大义，固守传统伦理；一派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东林党，他们讽议朝政、评论官吏，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福州万余人，抗议恶税，终致福州民变。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努尔哈赤击溃，从此明朝在辽东的控制陷于崩溃。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驾崩，终年58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神宗逝后，长子朱常洛继位。
仅仅二十四年后，历光宗、熹宗、思宗三帝，大明王朝灭亡。
大明王朝行至此时，已经两百七十七年了。
或许，命运的拐点便是王朝的终点，街坊里巷无处不萦绕着末日气象——暮霭沉沉取代了朝气蓬勃；开国时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变成了“昨日入城敦，归来泪满襟。
遍身女衣客，尽是读书人”
；从前鲜衣怒马、饱读诗书、治家安国的读书人，变成了脂粉罗裙、寻花问柳、行为乖张的花间男儿；党争与私仇夹杂于宫廷政治，处处是以邻为壑、党同伐异，动不动便连坐罪死者无数，不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邀名取誉，相互攻讦，高度撕裂，突破下限。
历史上，有“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
之说。
明朝刀笔之吏亦为天下大害。
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说：“从来仕宦法网之密无如今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巡宰，莫不以虚文相酬应。
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
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
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以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
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
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承隙而绳以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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