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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分别以洪涛生1926年、奇尼1916年的译本较有影响。
日译本则至少有中村碧湖等所译《西厢记》四种以上。
另外，此期比较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中国戏剧的著作，无论在西方还是日本都大量出现。
在西方，以英文、法文方面为最多，英文代表著作有凯特·布斯的《中国戏剧研究》（1922），阿灵顿的《古今中国戏曲概论》（1930）等；法文则有卡米尔·普佩的《中国戏剧》（1933），华人学者陈绵和蒋恩凯分别用法文写作的《中国近代戏目分类注解》（1929）、《昆曲：关于中国古典戏剧》（1932）等；民国杰出的音乐理论家王光祈在德国学习西方音乐的同时，也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音乐，他用德文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歌剧》，1934年在日内瓦出版，对德国人了解中国戏剧不无贡献。
在日本，此期研究中国戏曲成绩最为突出，涌现了不少专家，如青木正儿、今观天彭、长泽规矩也、丰田穰等，其中尤以青木正儿的《支那戏曲史》等著作最为著名。
民国时期，中国戏剧家们还纷纷走出国界，弘扬中国戏剧，为中国艺术赢得了荣誉。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著名昆曲演员韩世昌、侯永奎，粤剧演员红线女、文觉非等人，都曾到欧美、日本或东南亚各国表演、考察或进行艺术交流活动，其中尤以梅兰芳的出访最有影响。
1919—1924年，他两次到日本访问演出，受到日本文艺界和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其表演舞姿被誉为“梅舞”
。
1930年2月16日，他又率京剧团访问美国，历时半年，演出72天，受到的欢迎较在日本尤有过之。
喜剧大师卓别林、戏剧评论家罗伯特·里特尔等都对他带去的京剧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后者激动地说：“我也许只懂得其中的百分之五，而不了解其他大部分，但这足以使我为我们的舞台和一般西方的舞台上的表演感到惶恐谦卑，因为这是一种令人迷惑而撩人的方式使之臻于完美的、古老而正规的艺术，相比之下我们的表演似乎没有传统，根本没有往昔的根基。”
南加州大学特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学位，在授予学位的典礼上，邓肯博士称赞他是“中国大艺术家”
，“艺术之高，世界已公认”
，“这次访美演出又沟通东西方文化，梅先生有功于世界”
。
[30]
1935年3月，梅兰芳剧团赴苏联访问演出，同样引起了轰动。
苏联著名艺术家尼·瓦·彼得洛夫公开承认他完全“迷上了”
梅兰芳艺术，他的许多同行“都为这位出神入化的演员的登峰造极的演技和中国古典戏剧所具有的最深奥的秘密所倾倒了”
。
著名戏剧家梅耶荷德在演出座谈会上指出：“梅兰芳博士这次来我国演出的意义，比起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意义要重要得多。
我们目前仅仅处于惊讶和着迷的状态。
可是，在我们的中国贵宾走后，他们给予我们这些本国新戏剧的创建人的影响，将会像一枚定时炸弹那样爆炸开来。”
他尤其欣赏京剧中广泛使用的“假定性手法”
，认为它可以使人的想象力自由驰骋，断言“梅兰芳的假定性最接近于我们的时代”
。
[31]在看过梅兰芳演出的当年，他排演《黑桃皇后》时，就大胆运用了这种假定性手法。
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在莫斯科看过梅兰芳的表演后，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6年，他写了《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间离效果》一文，盛赞中国戏剧的象征手法、演员与剧中人物保持某种距离等方法，认为中国戏剧是一种更符合人的审美本性与欣赏习惯的艺术。
布莱希特的夫人魏格尔曾明确表示，布莱希特戏剧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柏林剧团的艺术中流着中国艺术的血液”
。
[32]
在西方，这一时期对中国艺术宏观研究最有成绩的，要数长期在瑞典工作的芬兰籍汉学家喜龙仁，他的巨著《中国早期艺术史》（1930）和《中国艺术三千年》，是较为全面宏观研究和介绍中国古代艺术的杰作，仅前者就有百万言。
他还著有《中国的园林及其对十八世纪欧洲的意义》、《中国艺术家画论》等名著，后者是一部最早较完整地把中国艺术理论介绍到西方的著作。
[33]此外，美国汉学家福开森对中国艺术也颇有研究，编著有《中国艺术综览》、《中国艺术大纲》、《中国画》、《历代著录吉金目》等有价值之书。
在日本，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太田孝太郎的《古铜印谱举隅》等著作，也对研究和传播中国美术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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