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热天中文网】地址：https://www.rtzw.net
库恩1934年出版的120回节译本，是德译本中最成功的，它名为《梁山泊的强盗》，有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等多种转译本。
在译“跋”
中，库恩说：“没有必要对《水浒传》的价值多费唇舌，作品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价值。
《水浒传》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而从文艺角度来说，一个文学家如果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作品，那将会成为笑柄。”
[28]至于日译本，此期则起码出现了不下5种。
同时，日本学者还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论著。
《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三言”
、“二拍”
等中国古代著名小说，此期也在国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介绍和传播。
《金瓶梅》最有影响的西文译本，是库恩的德译本，它出版于1930年，此后曾多次再版，并被译成英、法、瑞典和芬兰等多种文字。
他在“跋”
中称赞此书“描写常有辛辣讽刺，手法是现实主义的。
……谈到它的艺术性，那无可争辩的是属于最好的作品。”
在欧洲，《聊斋志异》此期至少出现了4种法译本和6种德译本。
英译本除了翟理思的旧译重出之外，新翻译的也不下3种。
华人吴益泰的法文著作《中国小说书目与评论》（1933），曾在欧美长期流行，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白话小说的必备书。
赛金花的英文小册子《中国小说》（1939），虽不尽准确和深刻，但对中国小说的介绍还是引人入胜的，对西人了解中国古典小说产生过一定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向外传播特别是在西方的传播，民国时期也是一个重要阶段。
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又是**。
英国的阿瑟·韦利和庞德，美国的费诺罗萨等人在这方面最富创造性和影响力。
韦利以擅译汉诗著称，他的译作以自由体译成，朴实无华，但讲求格律，在欧美较为流行，代表作有《中国诗选170首》（1916），《中国诗选续集》（1919）等；费诺罗萨是美国的东方学家，20世纪西方诗歌革新运动的先驱，他认为西方的分析性思维不符合艺术的本质，艺术需要综合性思维，而综合性思维则需借助于丰富多彩、意义隽永的诗歌般语言。
在这方面，西方拼音文字由于受到字形、语法和逻辑等因素的限制，远不如汉字理想，于是他写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一文，盛赞汉字的形象性、动态感、隐喻作用以及字与字之间关联、烘托的特点，致力于诗歌的革新运动。
英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得到他的有关手稿后，如获至宝，他一面整理出版了费氏的《神州集》（1915）、《汉字作为诗歌媒介》（1919），宣传和发展费氏的诗媒理论，一面在翻译和创作实践中，千方百计用拼音文字体现他认定的表意文字——汉字的特点与活力，尽量实现视觉意象，努力把诗句分成若干较小的视觉单位，用并置法加以联结，借以增强意象的含蓄性和流动感。
其代表作有《五年间》等。
他翻译的中文诗和创作的英文诗生动活泼，不拘泥于音步和韵脚，以传达原作的意境为主，一时风行于欧美。
他的实践对西方现代派诗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费诺罗萨和庞德的诗媒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吸收，虽未必会得到严谨的汉学家的认可，却是文学交流的一种正常途径。
他们所表现的其实是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事物，也就是西化的中国文学，这种创造性加工有时比直接借用更具有启发意义，即使对于输出国中国来说，也可以借此更加明晰地反观自己的文字及其文学的特质。
[29]此种创造性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的现象，在此后的美国戏剧家奥尼尔，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等人那里也有体现，前者化用道家思想，后者翻新中国戏剧美学，都属于这方面的突出例子。
法国汉学家莫朗编译《中国文学论集》（1912），华人曾仲鸣、徐仲年、罗大纲分别用法文编译《中国历代诗选》（1922）、《中国诗文选》（1933）和《唐人绝句百首》（1942），德国学者奥托·豪塞尔翻译《中国诗作》（1921），汉学家查赫翻译唐诗，弗莱彻尔出版《瓷亭：中国抒情诗歌模式》（1927），阿列克谢耶夫主编俄文《中国古代抒情诗选》（1923），安东尼思·卡斯特罗·费若翻译葡萄牙文《中国诗选》（1922），马塞洛·德·胡安翻译西班牙文《中国诗歌精华录》（1948）等，都曾在欧美各国产生过一定影响，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古典诗歌做出过贡献。
古典戏剧乃此期中国文学外播不容忽视的又一方面。
《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窦娥冤》、《灰阑记》等名剧在不少国家都有新译本或译文出版。
以《西厢记》为例，英译本此期主要有熊式一和亨利·哈特20世纪30年代分别翻译的两种，尤以熊式一1935年的译本影响为大。
熊氏为华人，著名的戏剧翻译家，他所翻译的剧本《王宝钏》在伦敦也享有盛名。
法译本主要有莫朗和华人陈宝吉20世纪20—30年代分别翻译的两种全译本。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