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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后，即1935年5月10日，他们在《我们的总答复》中指出“此时此地的需要”
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
。
对此，严既澄认为，如今恐怕没有一国不在努力干这三项事业，既然是一切国家共有的问题，又何必凭空加上“中国本位”
四个字？梁实秋也认为，所谓中国本位的问题，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言之在前，何必另起炉灶杜撰出这样大而无当的名词来？王西征指出，《我们的总答复》所说的三项事业，可以分别归入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三民主义在此时此地的需要下成为二民主义”
[40]，民权主义被抛开了。
张熙若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发展！
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
[41]这种分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所谓“中国本位”
，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
就是迎合国民党当局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与道德，加强对思想文化界控制的政治需要。
可以说，“十教授宣言”
的政治色彩要超过其学术色彩。
一些进步文化人士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十教授宣言”
进行了批判。
他们揭露了“十教授宣言”
回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回避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事实而侈谈“文化建设”
的要害。
鲁人指出，“此时此地的需要”
最迫切的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发展文化的基础，他说：“他们以为此时此地，就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基础。
但此时此地的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为是半殖民地，所以到处遇见帝国主义的屠刀，因为是半封建，所以到处碰着封建势力的毒刺，必须先割去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打倒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大敌，方才可以发展中国的思想文化。”
又说：“思想文化，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国文化的停滞是中国社会的停滞而已，反映现代文化没有了中国，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双重支配下的结果，非摆脱这双重束缚，中国文化是没有改道的可能。”
[42]郑振铎等人也指出，当时的迫切问题是中华民族如何能生存的问题，而不是文化的问题，中华民族的生存不可能在旧文化里找到出路。
换言之，就是只能通过保存中华民族来保存民族文化，而不是通过复兴民族文化来复兴民族。
这可以说是中的之言。
在各方批评下，十教授在《我们的总答复》中对“中国本位”
、“不守旧”
、“不盲从”
、“此时此地的需要”
等作了辩解和进一步的解释，并力言“中国本位”
与“中体西用”
的区别。
声称“中体西用”
论是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分开，主张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支配西方的物质文明。
从事本位文化建设则视文化为一整体，精神与物质不能分离。
然而，这种辩解没有切中要害，“中国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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