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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体西用”
都是以民族性为文化选择的最高价值尺度。
力辩与“中体西用”
的区别本身就可以说明，以民族性的防堤抵御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不适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
二、围绕“全盘西化”
的论辩
“全盘西化”
作为在这次论战中与“中国本位”
对立的口号、主张，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提出。
有人认为前者是因为反对后者而发生的，这是一种误解。
1929年，胡适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写了《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使用了“WholesaleWesternizatioedModernization”
两个词。
潘光旦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指出这两个词一个可译作“全盘西化”
，一个可译作“全力的现代化”
或“充分的现代化”
。
不过，“全盘西化”
最有力的倡导者是陈序经。
据他自己后来说，早在1925年赴美留学前后，他和卢观伟、陈受颐已感到全盘西化的必要了，最初使用“全盘接受西洋文化”
或“全盘采纳西洋文化”
等词。
1930年，陈序经在德国留学时写了《东西文化观》一文，并公开发表于1931年4月的《社会学刊》第2卷第3期，明确提出了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
1932年，他又写成《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此书第五章的题目是“全盘西化的理由”
。
他把当时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主张归纳为三个派别：（1）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2）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3）主张折中办法的。
他的结论是：“折中的办法既是办不到，复古的途径也走不通。”
“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
。
他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四条理由：（1）中国对西洋文化的态度趋向于全盘西化；（2）中国历史上采纳西洋文化的事实趋向于全盘西化；（3）西洋现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4）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毕竟是现在世界的趋势。
1933年12月，陈序经在中山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讲演，讲稿发表在1934年1月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
栏，由此在广东引起了一场文化论战。
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开始后，他的全盘西化观点更为人们所注意。
他提出全盘西化的理论根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整体文化论”
，即文化本身是整个的，“本身上是分不开的”
，人们把文化划分成语言、物质、科学、宗教等成分，不过是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而进行的主观的分析，本身上没有这回事，所以各方面是互相连带，互相影响的，引进西方文化不能要这个部分而不要那个部分。
二是“基础文化论”
，即认为某一时代某一环境多种多样的文化中有一个基础文化，西洋文化就是现代的基础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主干，而中国文化是处在现代世界基础文化之下的窒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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